傅维利/杨民
（辽宁师范大学 傅维利 杨民）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对劳动力的类型、层次和数量的要求而反映出来的，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适应我国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动发展的教育新模式，对我国教育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今后的改革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运作方式与教育运作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追求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不断变动发展的教育新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育部门每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层次上，都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致的，既使有供需总量的不平衡，也没有结构上的错位。
但在现实中，建立这种教育新模式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影响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实现动态吻合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而且还在于经济与教育在运行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常常是不连续、不均衡和不稳定的，而教育部门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培养一般是连续、均衡和稳定的。
例如，在一地区建成一个大型毛纺织厂，在开工初期这个毛纺织厂会需要大批的纺织工人，但一旦生产进入正常状态，对新工人的吸纳能力就会锐减。而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纺织专业的培养能力和培养周期却是连续稳定的，它既不能在纺织厂需要工人的时候一下子提供数量充足、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也难以在纺织厂需求量锐减的时候，浪费掉早先已形成的培养能力（包括师资、仪器、教材、校舍等等），停止招生。
另外，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状况是受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所决定的，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常常起伏跌宕，难以预测。而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是连续和相对稳定的。因而，在劳动人口缺乏流动机制的条件下，小范围的相互对应和吻合的关系很容易发生错位。例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大中型企业在经营状态良好的时候，常常倾向于在所属的技工学校招收数量较多的学生，但三年以后学生毕业时，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却处于大幅度下滑状况，对吸纳新劳动力的兴趣一下子锐减，从而使毕业生的工作安排处于十分勉强和尴尬的境地。同时，当企业在经营状况不好时压缩技工学校的招生规模，却有可能为今后经营状况好转时，预埋下新增合格劳动力不足的危险种子。
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国民经济一些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有时是跳跃的，而通过教育途径提高劳动力素质却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事实已经证明，在国内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的大环境中，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途径，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或某一技术环节上迅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在技术进步方面实现跳跃式发展。但是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高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缺乏预期准备的条件下，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不能适应先进设备和技术要求的现象必然会发生。这种事例在开放度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屡见不鲜。
二、两种思路截然不同的应对模式
在历史上，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行为与人才培养的运作过程有着显著的差异，因而教育结构与发展与社会需求发生严重错位的现象经常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为了避免错位现象的频繁发生，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思路截然不同的应对模式。
1.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结构应对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应对思路是：社会需要结构与教育结构之所以经常发生错位，主要在于在市场和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和社会运行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常常是不连续、不稳定、不均衡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教育连续的、稳定的和均衡的运作方式发生深刻的矛盾。解决这对矛盾的方式是：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完全纳入到计划的封闭的自循环体制中，使经济和社会的运行特征向教育的运行特征靠拢，由不连续、不稳定、不均衡变为连续的、稳定的和均衡的。80年代以前，前苏联、中国、朝鲜以及前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运行图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每年向国家的各级综合计划部门提出各类各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计划，综合计划部门根据所提请的计划和国家财力的实际情况以及实际培养能力，向教育主管部门下达培养指标，然后由教育主管部门将计划指标分解到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经过几年时间的培养周期，学校将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名单逐级报到政府各级综合计划部门，并由这些部门分配给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显然，这种运行图式在劳动力的供需之间安排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迂回路线。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由国家来具体把握劳动力需求和培养的关系，因而能够具体而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从而防止需求与培养关系发生大的错位。
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相当多的缺陷，主要表现是：
第一，由于它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许多自然属性（主要是市场属性），强行使之靠近教育自然运行的属性，从而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实践也反复证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上，一般都低于同等发展条件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第二，由于在供求之间设置了一个曲折的迂回路线，因而，学校对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和规格的要求缺乏敏感性，培养出来的人在素质上常常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由此也缺乏来自社会的巨大拉力。
第三，由于计划调控和比例安排主要是建立在基层单位预测和自报的基础上，因而基层单位预测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宏观调控的质量。从以往运行的情况看，基层单位常常缺乏责任心、自我约束力和科学的预测手段，从而使宏观调控常常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第四，由于社会上新的产业、行业和技术等不断出现，这种应对模式会使学校的专业种数呈现不断膨胀的趋势。例如，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为了纠正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过细过窄、毕业生适应范围过小的问题，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曾进行过三次大的专业设置的调整。但遗憾的是，每次调整后，迎来的差不多都是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专业数量的新膨胀。1953年，全国高校本科共设专业215个，到1963年的第一次调整时期上升到510种；到1987年的第二次专业调整时期，专业总数已攀升到1343种，其数量之大，专业划分之细，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即使按压缩、合并以后的数量计算，也比第一次调整时期多了161种；到1993年实施第三次调整时，又从671种迅速上升到813种；第三次调整已将专业总数从813种压缩到504种，但能否稳定下来，尚不得而知。另外，每次专业结构进行大的调整的时间都变得愈来愈短。例如，从1952年高校专业结构的构建到1963年实施第一次专业结构的调整大约用了11年的时间；从1963年到1987年进行第二次专业调整（去掉十年动乱的时间），大约用了14年的时间；而从1987年到1993年进行第三次专业调整只用了6年时间。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了实施调整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专业数量却不断膨胀的奇怪现象，主要是因为我们调整教育专业结构的思路不对头。按照“专才培养”的基本思路，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使教育的专业结构与行业甚至工种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一对号入座。当社会上出现了新的产业、行业甚至工种时，学校就不得不增加新的专业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业已形成培养能力的老专业又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迅速调整下去，因而出现了专业总数难以控制的膨胀趋势。我国的三次高等学校的专业调整都强烈地表现出增加新专业的趋势。例如，50年代中后期，增加了计算数学、原子核物理、半导体物理、生物化学、自动控制、计算技术与装置、原子能技术、火箭技术、导弹技术等一批与尖端技术和国防有关的专业；1963年的专业结构调整，增加或加强了78种保密和绝密专业；80年代初增设了不少新尖和边缘学科的专业；1987年的调整继续加强了新尖、边缘和缺门的专业；1993年的调整十分重视强化跨学科门类的专业。按照笔者的看法，由于扩大专业设置的巨大拉力是来自社会需求，因而不改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很难从根本上扼制住专业数量膨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