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时五千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与中华民族的前进同步，中华传统文化也出现了一个文化长期沉积过程。如何在当代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精神文化核心，传承主流文化的源动力，是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和谐发展、进步崛起过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一、国学经典热
盘点2007年的文化热点，焦点依然停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上。最热的莫过于“文化超女”于丹及相关国学热的大思潮和大讨论。这实际上反映出在当代文化背景下，人们面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新文化的重构所产生的一种焦躁不安心态。它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承传。
回望新时期众多的热门，我们不难发现2007年的 “国学”热是有学者称之为“读经运动”“经典诵读工程”的继续。
早在二十世纪末， “四书五经”又重新走进全国的许多中小学校课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等“国学”篇目重新被列为必修课，成为一门要求学生熟读、背诵的必修课程。据《语文报》(2002年3月11日)报道，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于2001年12月15日就表彰了全国各省区的68个先进集体和172名优秀个人。参加这次“全国青少年诵读中华占诗文知识竞赛”的有200余万人。在国家教育部2000年制订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推荐的古诗文背诵篇目，有140篇之多，《论语》、《孟子》、《庄子》、《荀子》、《诗经》等选篇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加。
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教授、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王财贵是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倡者。他在研究实践中发现，要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永不间断地传承下去，“读经”是一条最可行的途径，而其中，让儿童读经又是其中的根本、教育的大计。自推展以来，已经有百万台湾儿童在读经，并获得香港的著名国学学者南怀瑾的支持。他们的读经运动一方面继续在台湾推动，一方面同步而逐渐地，推广到海外华侨和大陆，王财贵前后四次来大陆演讲，大力推进读经活动。在大陆推广最力的，是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远在多年前，该会研究人员，在南怀瑾先生的指导下，就陆续应邀在大陆各地推广“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并大量赠送读本资助贫因地区，受惠儿童以数十万计。
关于读经的讨论还在继续，我们理性地做一下历史追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历史的反思
经典通常是指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实践检验、大众认同,对于某个文化传统而言最具典范性、权威性、原创性、奠基性,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产生过广泛积极影响的文化典籍和优秀著作，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后人常用 “四书五经”来概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的主要经典，而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学派，因而“四书五经”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一直维持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就被轰散了，同时被轰散的还有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中国社会的权威。整个近代，一方面是批孔反儒浪潮不断，另一方面，在批孔的浪潮中总有学者试图重建儒家价值体系。1912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 12月，他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前清学部颁布的以“忠君’，“尊孔’，为主体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等五项教育方针，开始废止儿童读经教育。之后曾经有过三次儿童读经的回潮。一次是1915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发起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在康的鼓动下，陈焕章成立孔教会，办刊物，康有为自己也主编《不忍》杂志，并把定孔教为“国教’，的动议推上了国会，后因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而遭时人唾弃。到了1925年，中国处于混乱、动荡、贫穷的历史时期，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一面压制学生运动，一面提出“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主张。民国以来，具有一定规模且影响较大的“尊孔读经”运动，只有三次。另一次就是1934一1935年，其中又以《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与此同时，在新文化的潜滋默运，萌发壮大的变迁中，反孔批儒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对孔子的鞭挞，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戊戌变法的改铸孔子，到革命民主思潮的“排孔无圣”，曾国藩、康有为等守旧复辟思潮的尊孔读经，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反孔批儒逐渐走向高潮。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孔子思想是属于典型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异质，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批判。在“文革”十年，孔子的地位降到了极点，孔子思想彻底沉沦。这期间，以延续传统文化命脉为使命的现代新儒学学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批判对象而被打入另册。
到了八十年代，文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