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斯

（〔英〕埃利斯（W·Ellis））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美差和肥缺的集结地。今天的情况与本世纪初时毫无二致，这两所古老大学的毕业生们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优越地位”洋洋自得，他们管理着英国和英帝国－－并使它们陷入衰亡的境地。
尽管激烈反对牛津和剑桥精英人物统治的平等主义反文化自１９６０年代以后有了发展，来自这两座城市的学者仍在继续实施对议会、行政部门、外交部、司法界、教会、银行业和伦敦城、皇家专门委员会、半官方机构、高雅艺术、出版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宗主权。
这两所大学每年各自仅接收３０００名大学本科生，但就象上帝亲自传授过虔诚信仰的圣地那样得到尊重。它们以知识的伟大殿堂自居，与它们相比，它们的对手只是矗立在潮湿的威尔士山坡上的新教徒的铁皮棚屋。
它们声称具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因而是大量工业捐赠的接受者，而它们的大多数竞争者只能在梦中见到这些捐赠。它们向我们提供我们的最受尊敬的作家、我们的第一流的哲学家和我们的评论家，它们既是各种光彩夺目的奖金的颁发者，又是这些奖金的获得者。由于它们对讽刺文学和喜剧的控制，它们甚至决定应该以什么和让谁来使我们发笑。
问题在于，是谁得益于这种光芒四射的大学乐园？是我们还是他们－－是街头的普通男女，还是大学贵宾席上的嘉宾及其娇生惯养的产品？
如果英国仍是世界的工场，因其工业和技术受到普遍的崇敬，或者，如果我们的社会仍是安宁的，得益于开明的政府和满足的民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情况或许应该如此－－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可以认为，这种基础狭隘的寡头统治是极其不公正的。
可是，事实是，在过去１００年中，由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起着安眠药的作用，英国在梦游中成了欧洲的二等国家。
此外，谁能正直地声称，最近的英国历史证明了英国统治集团进行英明领导的能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致力于维持其在英国政府中的关键角色，尽可能地排斥其他人，与此同时，能使不公正的事情为了整体的利益而获得成功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契约已被打破，社会正在分崩离析。
认为这两所古老的大学在它们尽力而为的事情上不是出类拔萃的或许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拥有最庞大的财富、最充足全面的资助、最值得称道的完善设施以及最有才华的教师和学生的相当大一部分。在这两所大学进行的研究涉及世界上一系列最受重视的领域。独特的大学导师制－－在其他地方是无力提供的－－能对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亲自指导，从而往往能使年轻人的头脑得出最优秀的见解。
但是，这方面也存在摩擦。１９９０年代，每年有２５万以上的英国人开始大学学习。这些人中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不足７０００人。然而，正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今后将终身占据权力的顶峰。红砖大学的毕业生们在权力机器中不受重视；拨动开关的是他们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对手。
只要这两所古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好得不成比例，所得到的高级职位比按照他们的人数应该得到的多比如说两、三倍，就很难对确实存在精英温室进行驳斥。在公共生活关键领域的５％或者甚至１０％的渗透率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尽管只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２％，应该在最高级的职位上工作。
可是，事实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生的渗透率要高得多。以成为文职官员为例。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竞争年度，１３８９８名毕业生申请仅仅３６２个职位。牛津大学提供７１４名申请者，剑桥大学提供５９９名申请者，而这两所大学获得的职位分别是７６个和７０个。因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申请的回报率达９．４％，获得了４０％的职位。在外交部，去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２２名毕业生中不少于１６名被接纳，走上飞黄腾达的快车道－－渗透率高达７３％。
我们是否真的认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异乎寻常地优于那些在其他地方干得很出色的人？利物浦大学物理学的第一名是否必定比牛津大学的第一名差这么多？
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好，但不幸的是并不中肯。重要的不是你懂得什么，而是你认识什么人，如果你进入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你就能结识恰当的人。请考虑一下从事评论和喜剧演出的剑桥大学戏剧俱乐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副主席梅泽尔（D·Mazer）的这番话：“人们离开这儿便直接进入娱乐业。这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已经认识广播节目制作人和联号剧场的人。舞台老手能够通过关系克服能力上的任何差距。一些不应该成功的人也成功了。但我们全都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老实说，如果我不是其中的一员，我会憎恨我们这些人。”
其他国家也有其精英集团。美国有常青藤联合会。日本有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然而，没有哪个精英集团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结合得如此紧密，或者如此强有力。
常青藤联合会的成员不是来自两所大学，而是来自８所独立的大学，除了来自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律师或许是例外，现在并不比诸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芝加哥或密苏里等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享有更多的特权。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是规模十分庞大的。此外，它们并不垄断各种权力手段。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独特之处是它们极其专注于权力和影响－－以及它们的占优势的文化实际上是非职业的事实。它们的毕业生，包括许多获得工程和自然科学学位的毕业生，更喜爱寻找行政管理和政府部门的工作，而不是直接效力于国有企事业。他们指挥事情；他们实际上不做事情。他们的目光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并把个人幸福看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最高报偿。他们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熔炉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大学教育，还有必须住校攻读的领导课程。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们用同样的语调说话，往往用同样的重音。他们或许随时会彼此意见不合。他们往往彼此憎恶。但是，由于他们的经历，由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赋予他们的他们乃是社会的天生领袖、没有他们无政府主义将在一个料想不到的世界上横行的信念，他们仍是团结的。
对现任英国财政大臣克拉克（K·Cierke）来说，他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学习法律的３年完全是“我一生中最有助于成长的时期”。“我有许多朋友，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成了保守党政治家。大多数早晨我招待人们饮咖啡。大多数夜晚我以打桥牌度过。我的同代人之一是科林·伦弗鲁，现在是伦弗鲁勋爵。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但宁愿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并非我的所有朋友都堕落了，成了政治家－－其中之一是戴维·弗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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