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大教科院

注：年代，清朝及以往为古，民国为近，建国后为现，改革开放以后为当。年龄：少年儿童及以下为幼，60以上为老，其余为成。虚实：人物是真实的为实，创作的为虚。
一、性别偏见——男性化
性别偏见是人们对某一性别（通常都是女性）的人所持的不符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态度。我国语文课文中的性别偏见问题，我国学者张德曾对1979至1982年出版的全日制小学语文课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性别偏见的存在。〔1〕上表作为我对1995至1996 年新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课文进行分析的结果，从中仍然发现性别偏见的存在。我们可以从课文中心人物性别角色，课本插图的人物性别，以及课文中性别角色形象所代表的个性几方面来看。
小学语文课文分配给男女两性扮演主角的数量，男性为女性的4. 3倍，其中四、九、十册没有女性担任主角。男女主角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而且有性质的差异。在女性担任主角的23篇课文中，除了宋庆龄（给儿童送蛋糕）〔2〕和邓颖超（给周总理补睡衣）〔3〕外，其余要么是小孩子和小学生，要么是老婆婆等一般群众。有32篇课文写了中外革命领袖，但是只有宋庆龄和邓颖超两位女性。写中外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课文有14篇，但只有一个女的（海伦·凯勒）〔4〕； 教材以古今中外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为主角的课文有11篇，其中没有一个是女的；以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为主角的课文有6篇，也没有一个是女的。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大量人物插图，据统计可辨性别的人物共有1225个，其中女性人物有473个，占38％，在数量上有重男轻女之嫌。
人们个性差异的重要方面是能力和性格，能力有高有低，性格有好有坏。从课文内容来看，如果在课文中涉及男妇个性方面的内容，教材所描述的女人在能力和性格方面都比男人要低或差一些。
在男女能力方面，语文教材描述女人在知识、能力方面不如男人的课文不少。例如四册11课《数星星的孩子》，当张衡指着天空数星星的时候，奶奶说：“这么多星星一闪闪地乱动……你能数得清吗？”而爷爷则开导说“天上的星星是在动，可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变的。”四册19课《看月食》，奶奶说：“我们小时候叫天狗吃月亮”，而爷爷则纠正说：“不是天狗吃月亮，是地球转到太阳和月亮的中间，挡住了太阳光。”十册19课《落花生》，母亲提议种花生，并在收获之后“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至于花生的可贵之处则是由父亲指出来的，母亲只是当父亲发表高见之后同孩子们一样“点点头”表示赞同而已。在这些课文里充当无知、低能的都是女人，而男人则是知识丰富渊博、能力高强的。
在男女性格方面，小学语文课文里往往让女性突出地表现人类的不良性格特征。例如在以少年儿童为主角的课文中，以男孩为主角的课文中除去以勇敢坚强著名的小英雄，如二册《小八路》、《王二小》、五册的《我的弟弟“小萝卜头”》，其他像小挑山工、凡卡、小抄写员、小三轮车夫也都是具有吃苦耐劳、正直善良、勇敢坚强、团结友爱等优良性格品质的。而人类的不良的性格特征小气吝啬则让女孩来表现。三册5课《蓝树叶》刻画了女生林园园的小气吝啬， 当同学向她借绿铅笔的时候，她先是“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没用完呢’”后来又说怕人家“把铅笔尖弄断了”，得到对方保证“小心一点儿”之后，她又提出“不要削”、“不要用力画”、“不要画得太多”，终致对方没有使用她的绿笔而画出了蓝树叶。〔5 〕不仅在小学生中让女孩表现不良的性格特征，而且在成人、老人中也让女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不良的性格特征。如七册11课《五彩池》中的奶奶哄我玩，21课《西门豹》里巫婆的凶恶狠毒，六册《雨中》女青年对他人不信任，30课《打碗碗花》中奶奶的迷信无知等。
无论从小学语文课文主角的性别分布，还是从教材中的插图人物，以及从人物个性塑造方面，都可以看出小说语文课文是倾向于高估男人而低估女人的，是有重男轻女倾向的。课文对于妇女所持的是所谓“传统”的即不客观、不公正的态度。小学语文作为儿童早期接触的正式读物，将对我国青少年形成性别观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二、伟人化
这里的伟人化，是指小学语文课文中伟大人物，主要是革命领袖人物的比重太大，12册教材中写革命领袖的共有32课，平均每册有2.7课。此外，在阅读材料中关于领袖人物的不少。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袖人物，除第一册外，每册都有，有的甚至在同一册中反复出现。写毛泽东的有7课，周恩来的有6课，列宁的有5课。由于革命领袖人物过多，不可避免地在数量上降低了其他优秀人物对小学生的思想与心理影响。
语文教材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无疑应该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认为，教材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并不能以思想教育作为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在小学语文课文中过分突出革命领袖，也不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做法。〔6〕语文课文人物过多的革命领袖化，对小学生心理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对政治领袖的不恰当崇拜。小学语文课文培养小学生对人民领袖的热爱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小学生所接触的英雄或优秀人物多数是革命领袖，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是或大多数是革命领袖，这对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我几次问我儿子的理想，问他长大后愿意干什么，他的回答是国家主席，像毛主席、周总理、列宁一样。我问为什么要当主席，他的回答更令我惊讶：“因为全国人民他都可以管，衣服脏了有人洗，有警卫员、服务员。”更令我不安的是，身为学者教授的爸爸，在儿子心目中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因为在家庭成员中儿子“是班上的组长，妈妈是单位的科长，而爸爸什么长也不是。教授怎么样，还不是别人管，我们语文课文中一个教授也没有呢。”〔7 〕我不能把这种结局的形成完全归咎于语文课文，因为当今社会上的许多观念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但课文中出现大量的政治领袖即高级行政官员，对于小学生形成现实的理想，形成对社会人物正确的看法恐怕是不利的。中国社会上盛行的“官本位”心理，对行政官员的心理崇拜，说不定也与小学教育相关。
二是使小学生产生对现实的失落感。小学教材中的革命领袖课文，除了介绍他们的机智、智慧、好学、诚实等外，有许多是写领袖人物关心学习、看望青少年儿童，使青少年感到幸福的课文。如毛主席回韶山，周总理参加泼水节、邓小平到景山学校（第七册的阅读材料），宋庆龄到上海送蛋糕等。这些课文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现在的小学生希望得到领袖人物关怀的心理期盼。我儿子很多次问我，江爷爷什么时候到他们学校来，如果来会带什么东西，会不会也是蛋糕，会不会到班上听课等等，还有好几次做梦梦见了江爷爷。我告诉儿子江爷爷很忙，没有时间来，儿子听了感到非常失望。对于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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