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到大背景来：19世纪及其后

重新解释现代经济的诞生比重建18世纪经济的各种细节必然需要更多的推测，但我们对这些细节的新的理解使这个任务成为必要的。在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中，杉原薫（Kaoru Sugihara）把最近五百年全球经济史分成了三个阶段，帮助把人口、劳动密集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放入一个新的视野中。如果这个世界结束于1820年，他告诉我们，一部此前300年的全球经济史就会以“东亚的奇迹” 为主体，它通过把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节约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数量前所未有的人口生活水平保持略有提高。英国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口或许通过一条不同的道路，以人均水平衡量生活得稍好一些，这可能值得在结尾占简短的一章（我还要加上一句，根据最近发现的劳动投入增长方面的证据，甚至这条英国的道路也要到更晚些时看起来才有所不同）。到1945年，这部大历史看上去完全不同了，与我们大多数人伴随成长的历史相似：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欧和新欧洲的成功，这种成功以非比寻常的迅速的技术革命加上人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空前投入为基础，使人均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到2000年历史看起来再度不同，东亚（不是，举例来说，欧洲人曾经有很大权力建立他们需要的制度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丰富地区）再度提供了产出总增长中的大部分，东亚一些地区甚至在人均指标上也追上了欧洲。此外，这个东亚发展的新浪潮走过的发展道路，杉原薫认为，表现了东亚遗产（包括一场勤劳革命）和欧洲特征的一种融合，而不是简单模仿在西方起过作用的东西。(1996, 2000)。

这不是详细探讨杉原薫的观点的场合——特别是关于1945年以后的世界的观点，但他表述这个问题的方式确实提醒我们，历史分期问题关系重大，要说明贯穿一个时期的一条具体的道路在以后的时期怎样激活或（特别是）阻碍可能的发展必须非常小心。它也提醒我们，尽管经济上的现代性最终必然要求以体现为新技术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增长——黄把这一点看作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实际上同样需要其他变革和很多可能的模式，以及它们可能由以发生关联的顺序。这里值得考虑人口密集的日本的情况。

黄勉强承认德川时期的日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证明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不矛盾；然后他试图最小化这一事实的相关性，说18世纪的日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而中国增长了不止一倍(黄 2002a, 159—160)。但真实情况是，1750年以后江南的人口像1730年以后的日本人口一样增长得非常少；此外，甚至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零增长之后，畿内，日本最发达的地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仍然是江南的3倍左右。[1] 尽管在某些方面日本的先进地区显得比江南更繁荣，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它们或许更差：例如人均食物供给，看起来或是低于江南或是低于全中国的大部分估计。[2] 所以江南并不需要与畿内完全同样的发展机会，但它们很多共有的特征具有启发性——单位面积高产量、广泛的商业化（尽管日本的制度，在理论上比中国或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制度看起来甚至更不像一个合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出现在农村家庭中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等等——而畿内可能面临甚至更为强烈的地方性资源压力。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人口增长（更不必说江南1750年以后极为缓慢的人口增长）正在驱动一个必然走向灾难的内卷化过程？黄强调 “19世纪中期”明显存在由战争、旱灾和其他灾祸“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2002a, 171)。我对此并不否定，这样作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我认为我们能够使一个相当富裕的18世纪与无疑存在于20世纪初的普遍贫穷协调起来，而一个严酷的19世纪对我这个观点相当重要（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衡量事物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的不同尺度——例如，一方面是死亡率另一方面是非食物商品的消费——不一定一前一后顺序变动）。但流血冲突和其他灾难的存在并不能单独确认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其根源，正如，比方说，1914到1945年间中欧和东欧的巨大杀戮及领土冲突不能实质上自动确定1914年以前的人口过剩（很多当时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要对那些流血事件负责。现在我们回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非常基本的并且至今未解决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19世纪政府的失败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政府的哪些部分？（有人可能会说明为什么要重视君主制、军队、满汉关系、地方行政或和坤丑闻时期及其后文职机构的更大影响——这些因素与黄和我研究过的各种一般民众的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存在的联系程度会完全不同。）我们是否应该集中注意帝国主义和鸦片；注意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动力，无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起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但它们对一个没有发生足以与它们保持同步的变革的清代财政体系和行政管理结构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或者注意一个部分源于人口压力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

黄在18世纪后期中国存在大量非常贫穷的人口这一事实中看到了一个正在无情发展的社会危机的明显迹象。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早已存在，并且当时到处都存在。他引用洪亮吉和陈宏谋所说，他们认为情况正在日益恶化（黄2002a, 172—3），尽管并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指的是江南；当时其他的人，例如黄安（Huang An，音译），认为江南民众的物质利益不断改善，甚而（像陈宏谋在其他场合那样）指责由于普通百姓生活放纵致使道德沦丧（黄安 1816，转引自Shih 1992, 160； 陈 1962, 68:5a—6a）。简单地引证个别奇闻轶事不会使我们有太大进展，如李、王和康在他们自己对黄的应答中所强调的（2002, 601—2）。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极贫人口的数目比总人口增长更快，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绝望，或者在一个肯定不够完善的综合性劳动力市场中，失业游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对那些确实有一块土地、一份可靠的租佃契约或其他有工作保障的人的挣钱能力造成向下的压力。

代替直接证据，黄用指出卖妻现象的存在尝试建构他的全面的社会危机框架，这是苏成捷（Matt Sommer）正在详细研究的一个课题，无论苏成捷的著作最后可能得出什么结论，黄为这篇文章使用的卖妻案例都是非常软弱的。他提出了一个来自3个县——没有一个靠近江南——150年间628宗法律案例的样本，即使在它们所在的县中，看来也不大可能代表待处理案件之数量。[3] 他发现其中10%处理的是妇女买卖，并断定这个比率对18世纪末全中国的法律案件有效；然后他武断地建议我们用20或100乘以这类案件的数量，得到卖妻的实际交易量（黄2002a, 171—2 和 172注 1）。即便如此，使用他最宽松的估计，这类案件在任何已知年份也只涉及不到1%的人口。此外，这些案件中有很多涉及到的丈夫看来是长期患病或残疾人；苏成捷的书中有一段话提示了他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在这段话中他指出，“法律档案中被遗弃的妇女或其残疾丈夫（着重号是后加的）无力供养她们的妇女求助于卖淫、通奸或再婚的案例过多” (Sommer 2000, 318)。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其自己内在的重要性，但对于理解健康的穷人的收入趋势或水平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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