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前进提供了机会，感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然而，在讨论中重复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对黄宗智一部主题相关的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评论亦是如此。由于他的评论的性质，对先前已经展开的领域的回顾变得更为必要。首先，他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书中的观点，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某些论据。这里我不打算纠正所有这些错误，但我需要审视一些主要实例。其次，他的评论中一个主要的论点是，他1990年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始终是理解这整个时期三角洲经济的最好的框架。当然，黄有权利这样说，但在重申那本书的理论以否定我的理论时，他忽视而不是回答对那本书的批评（见王国斌 1990； 马若孟[Myers] 1991；王 1992； 李伯重 1998；李 2000）。他也忽略了亚洲和欧洲研究中的许多新成果，这些研究认为，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可行的，尽管在其初期要依靠比英格兰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特别是在农业中）。在重申他以前的观点现在没有改变时——尽管事实上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8世纪的资料，而18世纪却是我的著作的重心——他暗示同一个基本的单一变化过程（以不断扩大的人地比率为不变的原动力）可以超越巨大的时间跨度延伸：人口迅速增长和没有增长的阶段、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阶段、生态稳定和生态危机的阶段，以及科技变革较多和较少的阶段。我则认为，为了理解任一地区不断变化的命运，为了找到至少是粗略的方法，以评估在一个具体时期中哪些因素最重要，我们需要观察更大范围的因素：没有理由假定，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重要（或不重要）的一种制约或一种能力会永远如此，从而把社会锁定在不可改变的长期轨道上。

黄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一个关键性计算时——一个人一天的织布工作能挣到多少粮食——也出了岔子，他弄错了稻米价格的一个小数点，以至结论差了大约10倍（见下文）：一天织布所得相当于20多天口粮的价值而不是两天口粮的价值。一旦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看上去就与黄所描绘的完全不同，而更接近于我的看法，尽管纺纱的报酬确实相当低。我将在以“内卷化？”为标题的一节中更详尽地阐述这个具体问题的含意，并说明黄对那一概念的用法既无经验依据又无理论依据。

黄还一再用不适当的或错误的方法计量劳动密集度和其他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仅要指出这些和其他错误，还要估计出纠正它们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黄的结论并证明我的结论。做出这些估计需要一些艰苦的工作，我希望读者在这个过程中容忍我。我相信它将不仅成功地显示出黄的批评没有根据，而且能够为江南经济的重要特征提供新的度量方法，从而使我们对清中期的理解比我在《大分流》中的更为丰满。但为了那些不愿意与我从头到尾一起计算这些数字的读者起见，我冒昧地在包含了重要计算过程的那几节——但仅限于那几节——的开头处，用一系列以圆点标示的段落概括出它们的主要结论。

一、一般论点和比较方法

按照黄的意思，似乎我坚持在江南和英格兰之间寻找严格的经济平等和极端紧密的制度相似性，但我并没有这样作。相反，我的观点是：由于在一个相当近的时期仍然有大量重要的相似之处，还有一些看上去有利于江南的不同之处，我们需要对这些地区19世纪的分流给以重视并做出具体的解释。把漫长的时间周期中任何一个区域综合描述为惟一的开创性或内趋性或内卷性，都不如对某个具体阶段的具体问题——比方说，能源供给或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有用处。事实上，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我对于在具体时间由中国农业的劳动密集引起的问题所做的一个分析，实际上与黄的分析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他视此为支配了中国历史600多年的根本动力，而我认为它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刻才成为一个具体问题，这一时刻出现了具体的科技选择机会，同时在其他时期起过作用的某些缓和因素却突然消失。

当然，我也没有如黄所断言的那样，竟然认为英格兰和江南之间的重大差异出现在1800年前夜（特别是在他讨论我对煤的看法时[黄：2002a, 174—5；参看Pomeranz 2000a, 59—61]）。我用1750年作为基准像我用1800年一样频繁，并再三提及在逐渐发展的环境中，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利于英格兰的差异变得更为重要，另一些有利于江南的差异则变得极不重要。我认为，公正地说（如贝洛克[Paul Bairoch]和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证据所证明[1975, 7, 13, 14；Maddison 1995, 19, 1998, 40]），19世纪中期观察家们看到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是相当近期的，但几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的事情，像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缓慢形成的。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正如黄一笔带过的），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和中国——这些特别先进的区域被包容其中。当然，黄可以随意在他的批评中集中注意一个比较轴心，但读者需要知道《大分流》中包括了这两种比较，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分析方式。这部分是由于我关于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为什么分流的论述主要依据它们与更大单位的不同关系；部分也是由于能够得到的证据类型多变，使我们有时为一对比较对象做出的比较估计可能要比对另一对所做的可信得多。在下文纺织业的讨论中这将变得特别重要。

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由中国/欧洲的比较相伴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决定这两个区域之间任何具体的差异是应该被视为程度问题，还是被视为把这两个区域归类为根本不同的范畴的基础时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像黄和他高度倚重的欧洲中心论者一样(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里格利[E.A. Wrigley])，一般性地强调英格兰和大陆欧洲之间的差异，我们都会记住，在最近25年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缩小那些差异的长期意义：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和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与凯德（Caglar Keyder） (1978)对英格兰和法国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或许是最著名的实例，但还有其他许多著作(Crafts 1977； Crafts 1985； Grantham 1989； Hoffman 1996； De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毕竟，构成这一学术思潮基础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百年中，西欧几个重要地区取得了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经济成就，抵消了它们在前工业时期的劣势。所以，无论工业化开始时存在什么差异——没有人怀疑即使在18世纪末以前，英格兰就明显比大陆上任何地方更为富有，或许荷兰除外——它们显然都不足以使那些被认为长期落后的地方陷入困境。这也不是大陆上不同地区沿着同一条道路赶上英格兰的简单问题。更认真的分析表明，并没有一条惟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在正在依靠东亚的经验以更大规模进行的辩论。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或者江南，尽管以某些尺度衡量落后于英格兰，但与后者的距离仍然比这两个先进区域中任何一个与甚至大陆欧洲相当富裕的地区的差距更小时，这也意味着18世纪的江南与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生活更为幸福的各种地区并没有分处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受资料的限制，任何人能够做出的最好的论证都是近似的等同。我在这方面没有秘诀——我认为，这个论证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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