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嵌入于近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的，有关文献相当浩繁，但却杂乱无序。如何充分利用和解读现有文献，需要我们确立一种更为广阔而深远的理论视野，力求将不同社会经济实践条件和制度背景下有关知识问题的观点尽可能全面、有机地纳入讨论框架，从而提炼其精要，勾画其关系，整合其逻辑，以深化对知识的经济学把握。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范式演进的角度，对现有的文献做个重新梳理，因为这是理解和探究知识与知识经济问题的一条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之路。
　　　　
　　一、引言：范式及其演进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学哲学家Kuhn（1962：第9页）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1Kuhn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Lakatos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之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页）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范式的演进有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即内核不变，通过对保护带作出适当的调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辅助性假设，以增强该范式的解释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抛弃既有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了一种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首先是通过保护带的调整，以适应事物的新变化、新发展，从而提升解释力和预见力，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进步。否则，就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新内核，发生范式革命，最终促使一种新范式的形成。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范式进步与范式革命这两种类型交替出现即范式演进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范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解释力与预见力提升的过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综观经济学发展史，范式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知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伴随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知识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泉源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命题的某些涵义。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
　　
　　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阐释，这其中的逻辑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沿着Smith的分工思想，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综观Smith及其承继者对古典范式的发展，与古典范式内核相适应的保护带可以表述为：人类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及其伴随的社会生产力的内生演进势态，也即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内生发展假说（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杨小凯、张永生，2000）。这个保护带囊括了以下两个重要命题：其一，分工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分工的层次与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分工的演进是与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必然要从浅层次的低级分工演变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要素的高度专业化分工。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工。3
　　
　　（二）古典经济学所蕴涵的知识命题
　　
　　古典分工思想为知识分工范畴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知识分工范畴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终产生了知识分工，并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家的关注。Hayek（1937）在20世纪30年代与兰格（Oscar Lange）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范畴，正式地把知识问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Hayek（1937：第50页）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进了“知识”变量；4汪丁丁（1997）试图以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以Drucker（1971、1998）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更是浓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范畴。5
　　
　　对知识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贡献有两点：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内核为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后来者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涵又是经济学家研究知识问题的动力源。正是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所推动的物质财富创造机制的变革，才最终提出和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识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走上当今社会经济舞台，并成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不过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线光。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知识的认识是间接的、浅层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直接论及知识问题，并非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那时，资本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要素，知识还是浅层的、低附加值的，还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机制尚未成熟，知识只能附着在其他要素上发挥作用。由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识问题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还缺乏研究知识问题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会作出说明。
　　　　
　　三、“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的漠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竞争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释经济行为。6从Debreu完全竞争模型可见，稳定性偏好、理性最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则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显然，这三个保护带所指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笔者在本文中把具有这样保护带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下文将要论及的经过修正了保护带的新古典范式。
　　
　　认真研读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知识范畴的论述。7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在地消解了对知识范畴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拥有实现其效用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也即经济行为主体的知识是完备的。在主体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知识已经是给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现和学习。只需确保主体进行选择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实现一般均衡。由此，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中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价格理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而“知识”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内生演进与效能层面的持续递增状态，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的揭密，在确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学与知识的联系在纯粹新古典范式里内在地被割裂开来了，知识范畴无法进入也无需进入纯粹新古典范式的视野之中，这就是纯粹新古典范式对知识的漠视。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研究的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新古典阵营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作出了适当地调整。
　　
　　首先是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Knight（1921）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险化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知识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现实性、合理性的审慎思考与认真对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评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年轻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的假设，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畴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边界问题，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9在Coase开创性工作的推动下，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畴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入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Simon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视野。
　　
　　经过以上保护带调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范式进步，我们可称之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识范畴就逐渐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天然地是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调整，大大开拓和启动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配置问题进行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探索。
（一）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
　　
　　1．知识不完备性。得益于Knight的启发，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论与经济理论联接起来，从主体心智的局限性层面阐释了主体知识内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假设，10进而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经济学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经济学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识不完备性假设，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内开了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之先河。可以说，关于知识不完备性特征的揭示，是经济学中对知识“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触及。
　　
　　2．知识互补性。在Hayek的知识不完备性基础上，我国学者汪丁丁（1997）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知识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来，知识互补性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其实，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知识的这两类互补性，只是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归总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识分工范畴就隐含着知识空间互补性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工也是生产者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其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物化品的生产只能由不同知识传统的生产者来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关于知识积累过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识与能力的获得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连续过程，在时间上具有互补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页）在研究知识资本的累积特征时更是直接提到“知识互补性”范畴，他们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函数并非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知识之间的互补性非常重要时，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时，如果有更多的可以获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识的有用性增加。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识互补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识的时间互补性。承认汪丁丁的知识互补性假设，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就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知识分工或不同知识传统的配置、协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关于知识的演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试图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汪丁丁，1997：第77页）。
　　
　　3．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涵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涵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11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很显然，承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就承认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知识溢出效应命题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