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仓廪系统是北朝财政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平城时代北魏仓廪体系已开始形成，并出现了中国仓廪制度史上最早的“义仓”，而“僧仓”的出现亦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农耕化的深入和封建体制的逐步完善，北魏仓廪体系在继续完善之中。迁都洛阳后，北魏又依托黄河等漕运的有利条件，增设直属中央的转运仓，从而形成以京师仓、州郡要仓、转运仓、州郡仓、常平仓、僧仓、义仓等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完整的仓储体系。北齐北周仓廪系统在继承北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仓廪分类更为细化。

关键词：北朝、仓廪、分类、探研

有关北朝仓廪系统的研究，学界关注甚少，目前所见较为重要者有张弓、何德章先生的相关论述。张弓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所著《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一书曾简要追溯南北朝仓廪问题，其中对北魏时期转运仓的论述以及北齐义仓与常平仓的区别尤值得注意；何德章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一书中专列魏晋南北朝财税的收贮转运与支给一节也论及北朝财税储藏相关内容，提出北魏时期形成了京师仓、各地“要仓”及各州仓储系统的观点[i]。这些都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但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和资料限制，张弓、何德章二先生的研究尚未涉及到北朝仓廪系统的主要层面，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本文在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先贤未加注意的一些材料的梳理，提出自己对北朝仓廪系统的看法，就教于方家通人。

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仓储或仓廪系统构成历代封建王朝财政体系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关乎王朝的兴衰成败，北朝亦不例外。早在平城时代，北魏政权就建有仓储体系，且分野严格。唐人许嵩在《建康实录》卷16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拓跋鲜卑在平城初期的城市布局，其中也论及到国家仓储：
自什翼主始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立居处。至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四角起楼，女墙，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十一阙，阙内立庙，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二十一间瓦屋。其西立土社。佛狸所居塞居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妃妾住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贮四五千斛。城郭绕宫，悉筑为坊，大者四五百家。
但在平城时代初期，有些仓贮还设立在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处或沿袭前朝，如拓跋焘时就在壶关县羊肠山设有粮仓。羊肠山位于壶关县东南五十三里，其“石磴縈委若羊肠，后魏于此立仓，今岭上有故石墟，俗云太武帝避暑之所”[ii]。事实上“羊肠仓”在汉代就已存在。《水经注·汾水注》云：“汾水又南，经汾阳县故城东。川土宽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彊为侯国，后立屯农，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山有羊肠坂，在晋阳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肠焉，故仓坂取名矣”[iii]。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104年），羊肠仓仍然在发挥重要的转运作用，史载邓训“永平中，治滹沲、石臼河，从都庐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没溺死者不可胜筭。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更用驴辇，岁省亿万计，活徒士数千人”[iv]。拓跋焘时期在羊肠设仓显然受到两汉羊肠仓的影响。但该仓在平城时代属于何种性质不得而知。
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北魏开始在各州郡设置仓贮系统。特别在迁徙移民的过程中，北魏所设仓贮系统起了重要的赈济作用。如延和元年（432年）九月，拓跋焘“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v]。这些州郡仓储不仅自成系统，而且往往储量巨大。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刘宋军队攻克北魏碻磝戍（今山东茌平西南），“虏碻磝戍主、济州刺史王买德凭城拒战，元吉破之，买德弃城走，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骡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毡七百领，粗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vi]。北魏仅碻磝城中就藏有官粟五十余万斛，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揭文所述“太官”的藏粟量，可见其规模之大，也说明北魏仓廪的发展。同时北魏在灾荒之年或战乱之后也往往在州郡仓贮之间进行物资调度，以取得郡与郡之间财政收支的相互平衡。如拓跋弘天安二年（467年），“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公私困竭，请发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载，以赈新民，魏朝从之”[vii]。尉元所请发冀、相、济、兖四州粟，决不是从这四州临时向民间征收，而是有各州的仓库。这里的“新民”就是北魏新取得徐州之民。这条材料说明北魏把畿内之外所征收的租赋一部分就存放于各州治所在地。如太和十一年（487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陈述事务，说道：“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viii]。韩麒麟所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北魏太和改制后的租税征收数量较轻，这与北魏政权所执行的“国家之制，赋役乃轻”[ix]的征税原则相合。二是民户所缴纳的一部分租粟就存放于各州仓库。而拓跋弘皇兴三年（469年）所规定的“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x]之制，更清楚地证明了北魏有京师仓、他州要仓、州仓这样仓储系统的事实。由于粮食贮藏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会腐朽而不可食。因此即使不发生灾荒，统治者也会将其赐与贫民。如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诏诸仓囤谷麦充积者，出赐贫民”就是如此[xi]。这也反映了北魏在主要州郡设立仓储的历史事实。太和十一年天下大饥，孝文帝“诏所在开仓赈恤”[xii]。景明初（500年），豫州大饥，薛珍度表曰：“去岁不收，饥馑十五；今又灾雪三尺，民人萎馁，无以济之。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孝文帝不仅批准了薛珍度所请，而且诏令以陈郡州粟接济豫州，“陈郡储粟虽复不多，亦可分赡。尚书量赈以闻”[xiii]。这说明豫州、陈郡也有仓贮。其他开仓赈济的事例更多，不再详举。总之，北魏前期，“虽以战争掳获及畜产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还是形成了京师仓、各地‘要仓’及各州仓储系统”[xiv]。
洛阳时代，北魏的仓储系统更加完善，开始增设转运仓，这与北魏政权重视对漕运的修治直接相关。平城时代，由于都城周围无漕运系统，“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xv]。孝文迁洛后，漕运成为当政之要务，巡幸徐州后，孝文帝计划由水路返回洛阳，成淹以安全为由反对。孝文帝则认为，“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xvi]，元宏期冀以率先垂范之举引起臣下对漕运的重视，并认为开通洛水——黄河——汴渠——清水这样的运河“乃军国之大计”[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