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中见到了水稻遗存。它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证据，也是现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资料之一。毫无疑问，这里的发现对于稻作农业发生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 、湖北宜都城背溪[2] 、枝城北[3] 等。

经14C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 )。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在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1---0．75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更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尽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 。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其时代并不晚于中国。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东南亚均有分布。难道在这样的范围内就只存在一、二个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吗？其次，人类的社会性生活，同时期不同区域间人类的相互往来，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转达或普及到较边远的区域。那些力图将其中主动与被动各方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努力，在多数情形中都只是一种逻辑推导，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大差距。再次，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驯化到原始农业的形成，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独立发生亦或交互影响的形式都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设想某个中心区域会单独直线地完成那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因此，探讨农业的起源不能仅着眼于一些狭窄的区域。由过去的资料所观察到的那些少数“中心”，或许更应该看作是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

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