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甘肃、青海和宁夏自治区所在的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地方。入清以来，人们的经济活动已形成农牧业交替或各自优势并存的格局。这里的生态环境恶化，除了原本就脆弱外，还与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在主观上都力图取得一处好的生态环境，并为此展开过争夺草场和耕地的纷争，结果导致生态失衡，人居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社会矛盾激化。考察农牧经济区域交替消长的终极原因，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交织，具有明显的生态社会学意义。

一、 农牧业各自对种植业的需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清代以来，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生态区域的消长，与农牧业人口为求得生存的需要，与农耕或游牧民族追求与之所相适应的生态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农业经济对垦殖草场的需要，牧业经济在保持自己生产方式独特性前提下对种植业的些许需要两个线索来逐一分析。当然，个中不排除农业垦殖对草原的强力推进。

从游牧民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与游牧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入清以后，伴随着清廷一系列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实施，这里的民族分布格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这就使得游牧民与农耕民族长期相处、交往频繁成为可能。另外，由于畜牧业经济产品的单一缺陷，需要农业产品作为补充。也使得游牧民开始依赖周围的农耕社会，尤其随着游牧民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量的加大，有的游牧民便利用临近的农耕基础而从事起简单的农业种植经济。农业争夺草场，牧民也需要农田，所以在农牧交汇处开辟草场，改牧业生态为农耕生态的主观行为渐多。经济区域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变纠葛缠绕，彼此依存。以下就个案举例，具体分析。

回溯明末清初，作为通西域咽喉的凉州卫辖区以北、以西，有祁连山阻隔，沙漠环绕。祁连山之南是西宁，沙漠之东为宁夏。在祁连山和沙漠之间，是广阔的草原游牧地，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极其优良。早在明万历年间洪水堡开市以后，蒙古民族就渐次徙居驻牧。其中位于武威城西南320里黄城儿，地宽衍而善水草，最早徙居的是蒙古贵族麦力干。位于黄城儿以北的酸茨河，也是麦力干及其部落的游牧居处，至清初时，这里“夹岸地平可耕也，坳洼坻岸可牧也。”已经成为农牧业经济均能立足并协调发展的生态结合带，居民从事着“种麦豆，牧羊马”的生产方式。[①]蒙古贵族麦力干就出租草场给反清起义失败后逃往至这里的丁国栋、米喇印回民起义余部耕种。

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地方，自古以来多事畜牧，几无农业。尤其西部地方，六月飞霜，每种青稞多不成熟。所以“番民专业牧畜，不愿开垦”。但进入民国以后，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拉卜楞设治局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劝导番民先自东部开垦种植青稞。”[②]虽然当时来看农业成效不大，但生态环境却有了较大的改观。我们可以从这里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区域分布变动窥见农牧经济变动的蛛丝马迹。因为农牧经济方式的改变是以不同民族居住区域变动为前提的。从拉卜楞东北部临夏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特征来看，其区域生产方式的改变程度还是较大的。最初甘南在民族分布上，以蒙藏为主体，仅有少数的汉回，蒙藏多从事畜牧，汉回等多务农。随着农耕生产区域的扩展，牧业生态环境缩小，民族分布比例有所变更。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时，据陕甘总督奏称：“窃查河州同知现驻扎河州城内，其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计一万四十余户，相处河州边外循化、保安起台地方，相距河州近者返往三四百里，远者七八十里不等。”其中除去夏河县所属之地南番甘家等二十一寨，于乾隆二十七年移驻循化厅外，大部分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仅拉卜楞附近“清初为蒙古族之牧地”，是典型的草原牧业生态环境区。但这种与民族分布格局相适应的牧业生态，至民国时期时已经发生了大的改变，据民国时期的最新统计，临夏县有“人口九万，内汉民四万九千，回民四万一千，藏民几乎绝迹。”[③]与此相对应的当然是经济类型的改变，农耕经济方式完全取代了畜牧。

青海西宁县北有燕麦川，相传草昧初开，地气稍寒，只产燕麦，故名。乾隆年间，由于“生齿日繁，气候和暖”，以至于昔日仅产燕麦和青稞的地方都开始种植小麦。大通县也有燕麦川，与西宁燕麦川相连，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平素以燕麦、青稞为主要食粮，并将其炒熟后磨为面粉，拌以水，然后用手搓成橛形食用。但皆购自内地，往返艰辛，费用亦多。1912年2月，西宁镇道就“劝番民试种燕麦”。在都兰、大河坝等处募民开垦，并派人前往演说种粮之利，劝藏族牧民先行试种。[④]

传统农牧业在经济生产方式变化的交错冲突中也相互调适，形成新的生态经济发展势态。居于甘肃西南角、白龙江流域的迭部，于清末民国初期因人绸地狭而发展为半农半牧区，由于这里的牧场面积小，牧民以牛为主要畜种，畜牧方式也不再是以往的撂牧。又由于游牧经营方式受到限制和生存的需要，多数牧民又在邻居的大峪沟什坝等地草场建屋长年住牧，而牧地又是向当地的居民租借，每年以酥油若干斤作为租金。留守在迭部的牧民，则按地域分为上、下两部，其生产方式也逐渐发改变。在上迭部，每家畜养牛在50头以上，从事驻牧经济。下迭部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⑤]不过下迭部的农业是在脆弱的生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脆弱的生态环境限制了容量，迟滞了开发的进程，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削弱了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在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农业发展自然会引起旧有生态系统的局部改变，并带给畜牧业经济一定的影响，弱化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随着新的经济类型的出现，其原有的经济布局发生改变是必然的，只是这一过程是在缓慢而不经意间发生着。类似的现象在甘肃的北部、西南部农牧经济的交汇地带都有发生。前所述及的拉卜楞地区原本就是天然牧区，没有农耕，但至20世纪40年代“惟以藏民日渐汉化，多业牧就耕”，东至临夏，南至陌务，西至拉卜楞附近，山谷河床间阡陌相连，已有不少农作区域。[⑥]另外，随着农业经济的推进，大量农业区人口开始二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复迁移，使原本纯牧区的农业人口增加，草原辟为农田。比如，离敦煌城140里地的党河下游南湖一带，原本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区，民国时期已经移入农人80余户，均是从敦煌附近各州县迁徙去的农户。[⑦]

农业民族对草原的垦殖，是为减缓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造成的生活资料的缺乏为根本原因的。青海草原农耕区域的扩大自清末以来就在不间断中进行着，除了生态脆弱的碱滩沙丘等不宜开垦地外，凡是有水源和土质肥沃的地方都逐渐被开垦。至1941年时，有水源和能够垦殖的地方均已开辟为农田。囊谦有水渠3道，灌田9,000亩；和硕特南左翼头旗地多沙漠，引恰卜恰河灌田600亩；南右翼末旗多碱卤沙漠之区，引小水渠灌田2,000亩；南右翼后旗地多膏腴，引用湟水及支流灌田10,000亩；南左翼末期地，有一半可耕地，引长宁川支流灌田1,000亩；东上旗牧地，引长宁川支流灌田300亩；北右翼旗，地多碱卤湿洳，耕种较少；西左翼后旗，土地肥美，有真果勒河灌溉，已开垦100亩；西右翼中旗，土质甚劣，尽管可以引塔拉源河及舒噶河灌溉，但耕地甚少；北右末旗，在布隆吉河及扎萨草尔河附近，土质肥美，宜于农作，已开垦数十段；辉特南旗，牧地土质肥美，易于农业，已开垦1,700亩；喀尔喀部南右翼旗，中部水草肥美，余皆沙卤，已开垦400亩。除以上已开垦草原之外，未垦辟的地方尚有前右翼头旗中部、北左末旗、西右翼前旗、北左翼旗、绰罗斯南右翼头旗、北中旗等处，而这些地方未及垦殖的水草肥美之地仅有极少部分，大部分则“多碱滩及沙丘地”，不宜耕种，如北中旗牧地就是如此。[⑧]在当时以重视农业经济为先导的形势下，垦殖草场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只能种植一两年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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