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被称为“亚洲主义”的思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在明治时代的“亚洲主义”和它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指出那个时代的日本出现“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相反，晚清至民初处在相对衰弱的中国，却对亚洲主义反应相对冷淡和警惕，尽管那个时代中国也有对“亚洲”的赞美，但是这只是一些特例。本文指出，这一中日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来自历史传统，当时的中国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因此，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只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对于迅速膨胀的日本，中国人是有警惕的，那种“亚洲主义”的言说，在中国人看来，很明显掩盖着日本扩张的欲望。
从晚清到民初，日、中两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关于“亚洲”的言说背后，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近代性追求，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起点，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本文指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都表现为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追求，简而言之即通过追求富强来凸显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强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于是，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就常常混杂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传统性的固守，民族主义则经由世界主义来表达。比较而言，如果说，日本通过“脱亚”而进入“兴亚”，是实现了近代性追求之后，进而诉求传统性保存，而中国从“中体西用”激进地转向“全盘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实现近代转化的背景下，对近代性的追求和对融入世界的向往，但是底色却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
因此，对于同一个“亚洲”，从中国的晚清到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中国和日本在认知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中日两国有的学者重新提出“亚洲价值”或“亚洲共同体”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的现实？

2001年十月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时候，东京大学的黑住真教授送给我一份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论著目录，回到北京不久，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来一册他与中岛隆博先生合编的《非·西欧の视角》，这本书中收录他的一篇论文<连带，还是侵略——大川周明与日本的亚洲主义>1，这使我重新对“亚洲主义”这个词语产生了兴趣2。自从六十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人开始集中讨论“日本的亚洲主义”以后，陆陆续续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似乎新的一轮讨论又在日本开始，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一些例子，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如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冲突》，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等合编的《亚洲中的日本史》3，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也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这个话题4。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论文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5。但是，什么时候它却成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尽管我们承认，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大体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空间？

竹内好以及相当多的学者当年都曾经指出，这种产生于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日本“脱亚”入欧追寻近代化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兴亚”并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心情，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6。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现在尽管有很多学者以为已经相当陈旧，但我以为仍然相当有说服力。那么，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如果已经超越了竹内好所说的“连带与侵略”，那么，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么呢？特别是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一、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按照桂岛宣弘氏说法，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十八世纪末期，当西洋的天文与地理之学改变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和“东洋”、“西洋”的地图时，传统的以中华为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便开始瓦解7，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说法，日本的“亚洲观念”之确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当西川如见（1648-1724）作《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纪闻》中区分了“西洋”和“东洋”，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8。不过，尽管历史渊源还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学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时期的很多言论，因为，不仅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观念，以及“兴亚论”和“脱亚论”，甚至一切后来的思想史变化，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