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度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和分析，指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国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指标体系；　和谐社会；　社会稳定；　社会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长期以来，我国在“重经济、轻社会、轻生活”的指导思想下，把追求GDP的增长速度放在突出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本文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全面、概括地反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度。

　　一、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1979—2004年26年经济社会27个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速度为5.4%，各子系统指数递增最快的是人口素质递增6.0%，其次经济效益递增5.8%，生活质量递增5.6%，社会结构递增3.8%。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26年年均递减1.7%。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4年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1.6%和5.4%；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率从1979年4.4人增至2004年11.3人，年均递减3.5%。26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7%，城乡贫困率递增1.1%，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4%，农村贫困率递增1.1%，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8%。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是互相制约的，如果贫困率上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会直接影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6年来，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它直接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如26年经济社会的27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为5.4%，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项总共38项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3%，它影响了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0%，其中1991—2004年14年影响度上升至30%。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二、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速度慢、比例低

　　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从历年看，社会发展总支出虽然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在改革开放前，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包括科教文卫）占GDP的比例在3%左右，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4.6%，近几年比例有所提高，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达7491亿元，占GDP比例提高到5.5%，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2004年若包括用于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费支出、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财政用于民政系统优抚、救济、福利等支出共计6715亿元，占GDP4.9%，加上社会文教费大致为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14206亿元，占GDP的10.4%，这个水平和比例还是很低的，人均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高达90%左右，人均达9500元。

　　我国的社会发展支出比例与世界各国比也是偏低的。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

　　三、追求GDP的高速度，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低下

　　我国经济高速度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即投资率，在“六五”期间为25%，“九五”即提高到36%，2003、2004年虽采取了调整措施，投资率仍提高至47.3%和51.5%，由于投资过热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据统计部门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30%—40%，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仍然较高。

　　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两项指标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递减2.5%和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1—2004年，年均递增21.5%，按可比价格计算递增15.3%，快于同期GDP递增9.7%的速度，使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80年的52.7元降至2004年的27.6元，降低了25元；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2%降至2004年的12.3%，下降了近一半，如果2004年提高到1978年的水平，一年就可增加利税1.9万多亿元，可见，由于追求高速度，忽视效益，损失是很惨重的，同时也反映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很大的。

　　四、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而受到重视。据联合国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入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入国家已达5.5%，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已高达7%—8%。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各国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我国教育事业基础差，建国以来教育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从历年看，最低为1970年，只占1.2%，最高为1985年占2.8%，以后各年均低于2.8%，1995—1997年降至1.8%，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为3454亿元，占GDP2.94%，200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1亿元，占GDP的3.3%。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00元，折36美元，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至今没有完成。

　　教育经费分配在城乡间极不公平，教育机会不均等，且有扩大趋势。据2003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统计，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农村贫困地区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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