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是一个极难界定的概念。本文指从事农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消费单位的一种社会细胞。它主要包括如下两部分人：一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自耕农；二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这两种是主体，其实还应包括这两部分周边性的人，如半自耕农，即拥有一小块土地，又租种地主的土地；还有富农，即自耕为主又出租一部分土地。

小农是封建社会中主要农业生产者。中国自战国以后的历史文明就是以这些小农为主要支撑点的，时代的兴衰，大抵是由小农的兴衰为标志的。然而影响小农兴衰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的要属政治了，以致可以这样说，小农兴衰主要不是来自自身内在的经济原因，而是来自凌驾他们之上的政治因素。我们所熟悉的《礼记·檀弓》篇中“苛政猛于虎”章，以及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以小说的形式，从一个侧面把本文的主题早已揭露无余。我这里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把问题再理析一下而已。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有些人太爱用经济的眼光和经济的方法分析问题，本文的用意之一是向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定势提出质疑。

一、政治因素在第一代小农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春秋以前，生产方式主要是大家族或强迫组织的共耕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小农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小农的出现无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但是小农的普遍化则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结果。我在1978年写了一篇题为《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在此以前，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把授田与西周的井田制并解，认定是春秋以前的事。我这篇文章论述了授田制始于春秋，普遍实行于战国，是当时各国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我的这一论断已被众多的学者所接受。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小农可以说是实行授田制的结果，为了方便，现将上述文章的有关论述摘録于下。

把土地分给农民，叫做“授田”(“受田”)、“行田”、“分地”、“均地”、“辕田”等。我们可总称之为“授田”制。受田的农民叫“公民”。

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秦简中，有“受(授)田”二字。该段文字是：“人顷刍、藁，以其受(授)田之数。”(《田律》)这批秦简反映的主要是秦统一前的事。这一记载极为重要，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在战国时期，秦实行过“授田”制。

魏国的“行田”也是“授田”。《吕氏春秋·乐成》引魏襄王的名臣史起的话：“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行田”就是分给土地的意思。《汉书·高帝纪》：“法以有功劳行田宅。”苏林注：“行，……犹付与也。”根据《乐成》的记载，魏国是普遍实行过“行田”的。它应是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主要内容。如果把“行田”同梁惠王关于凶年移民之事一并加以考察，我认为，说梁惠王(即魏惠王)的移民以“行田”为基础不是勉强的。

孟轲到齐国，对齐宣王讲的关于“制民之产”一段话也很耐人寻味。“制”即制定、规定之意。“产”指什幺?即文中所讲的“恒产”一“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制”的主体是谁呢?文中已点清楚，是君主。民产由君主规定，那幺把它解释为类似秦的“授田”、魏的“行田”，我想是可以说得通的[1]。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秦商鞅变法有一项是“制辕田”。再早，晋在春秋时曾“作爰田”[2]。辕与爰通用。关于“爰田”历来有不同释解。孟康的注是，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授给农民。上田每产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根据孟康的注，“制辕田”也就是“授田”，同秦简中，“受(授)田”是吻合的。

另外《管子·国蓄》中讲的“分地”，《臣乘马》中讲的“均地”，《商君书·算地》中讲的“分田”，我认为都是“授田”，的别称。

关于战国存在“授田”制的事实，还可从许行到滕受廛一事得到旁证。农家学派的许行自楚到滕，对滕文公说“愿受一廛而为氓”[3]。滕文公给了他“廛”。廛是住宅，属封建国家。许行受没受田，种不种地呢?文中没有明讲，但在孟轲与陈相的对话中，谈到了许行之徒是从事耕种的。许行等耕种的土地从哪里来的?同廛一样，一定也是从滕文公那里领受的。

一个农民授与多少土地呢?大体是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在当时，这同一个农民的劳动力是适应的。《管子·臣乘马》说：“一农之量，壤百亩也”。《山权数》说：“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先秦文献中关于一夫百亩的记载很多：

“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4]。

“百亩之田，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6]

《汉书·食货志》记述魏李悝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也是按一夫治田百亩计算。

授田百亩是当时的惯例，所以又有“分地若一”之说[7]。

先秦文献普遍讲一夫百亩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实行“授田”制的反映。

“百亩”是指针准地。土地有好有坏，具体实行时会五花八门。如前引的，魏一般分给百亩，邺这个地方土质不好便分配二百亩。另外，各地亩大小也不一致，《商君书·算地》记载：“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江陵出土秦简中的“受(授)田”，则是按顷计算。

受田的农民有没有土地所有权，能不能私自转送或买卖呢?关于这一点无明文记载。但以下材料从侧面说明没有土地所有权。

1．“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举”[8]。这襄对田用的是“弃”，对宅圃(宅旁园地)用的是“卖”。从侧面说明土地不能卖。

2．《管子·小称》记载，民恶其上，“捐其地而走”。“捐”是放弃的意思，与前一条材料意思相同。

3．“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9]”照理土地比农具更为重要。如果土地属农夫，决不会不卖土地，扛上农具就到他国去。显然，农具属农夫所有，土地不属农夫。

4．战国文献有多处讲到民无法生活时嫁妻卖子。但没有一条言及卖土地。这同汉以后多把卖田同嫁妻鬻子连在一起，有明显的不同。如果拥有土地所有权，通常总是先卖土地而后卖子女。战国时材料只讲民嫁妻卖子，说明民卖土地的现象还不多见。

5．《庄子·徐无鬼》篇讲：“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恶则散。”这段文字形容民之来去未免太自由了。但在当时民逃来逃去的现象的确很普遍，这些逃亡之民被称之为“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民无土地所有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些逃亡之民只要不被原主人捉住，便可在新主人那襄领受一小块土地。民大量的逃亡，使统治者很头痛。为了把民固着于土地，一些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除提出加强行政管理外，在经济上还提出了种种方案。孟轲提出要使民有“恒产”，有了恒产“才能有”“恒心”。《吕氏春秋·上农》篇提出：“民农则其产复(即富)，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大约到了战国后期，农民对所受之田有了较稳定的占有权。大约也是在此时期出现了土地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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