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近代农民经济和农村社会是美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①。从20世纪20—30年代卜凯的中国乡村调查开始，美国学者一直没有减轻对中国乡村经济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有学者撰文介绍美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动态，如张丽的《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②和陈意新的《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③，分别对一些理论派别和学术争论进行了分析，很有价值。但他们的介绍仅限于1990年代以前，对以后的学术动态关注不够。9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农村研究有一些新的倾向，可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以前，延续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争论，讨论的多是一些老问题，其代表著作为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8》④，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讨论文章⑤。1995年以后，除了对一些老问题进行研究外，许多学者对农村与现代性、农村与工业化、农村与城市、城乡经济与环境、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等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本文拟介绍两本1998年以后出版的新作，它们代表了一些新的研究趋向，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和用生态平衡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

一、现代性的反思：半殖民地化与农民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化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已经受到了挑战。9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开始注重对现代性的反思，从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得失考察其对现代化的反映，从而更深刻地观察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地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沃尔克(Kathy Le Mons Walker)的《中国的现代性和农民的道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半殖民主义》⑥，该书探讨了农民与现代化改革事业、与西方经济势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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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卜凯(J．Lossing Buck)，帕金斯(Dwight Perkins)，马若孟(Ramon Myers)，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付大伟(DaVid Faure)，罗友枝(Thomas Rawski)，罗伯特(Ash Robert)，卡尔·罗之金(Riskin，Carl)，维克多·里皮特(Lippit Victor)，黄宗智(Philip Huang)，布南特(Loren Brandt)等。
② 《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③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④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主要文章有：1.王国斌( R. Bin WO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Peasant Economy: A New Formulation of Old Problems. Peasant Studies Volume 18, Number 1, fall 1990 ; 2. 费维凯: Presidential Address : Questions About China’ s Early Modem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1, Issue 4, Nov. 1992, p 761 ; 3. 费维凯: An Old Question Revisited : Was The Glass Half full Or Half-Empty for China’s Agriculture before 19497 Peasant Studies(Londan) vol. 17.No.3 spring 1990 p207o
⑥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 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zi Delta. 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该书作者沃尔克，美国台泊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比较史学和第三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此书中，作者探讨了16、17世纪以后，江南北部的棉花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19世纪晚期被卷入全国和世界市场之中，逐步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主要讨论了清末民初南通、海门和苏北地区与张謇的现代化事业之间的关系。17世纪至18世纪，三角洲北部的农民一直依靠种植棉花和纺纱维持生计，至19世纪晚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纺织品包买商将机纺棉纱分给农家纺织，以提高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将产品销售到上海和东北。1890年代末，儒商张謇获得清政府的允许，在这一地区开办了唯一的现代工厂一一大生纱厂，除了生产棉纱，还开垦盐地为棉田，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①。通过召佃承种和部分雇工耕种的经营方式，不仅解决了劳动力，还募集了大量资本。这就使得当地的土地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农民通过承租土地增加了田产，有时还到垦牧公司打工，出租劳动力去为地方市场和手工业生产者种植和收获棉花。与此同时，更多土地所有者却因债务原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这样，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日益增多。土地买卖的增加带来了租金和押金的上涨。其间，地方统治者税收增加，大多转嫁到农民头上，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暴力抗议事件经常爆发。在植棉、纺纱和纺织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增长。沃尔克认为大多数江南北部的农民已变成了国家和世界市场的附庸而生活水平下降，成为“半殖民地发展”的牺牲品②。

这一观点与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林刚在《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一文中，论证张謇在南通等地的现代化事业，以及其城乡互动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据1933年的一项调查，平均每一个织布家庭出售土布的年收入达145元以上③，这对贫苦农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而这时南通土布已处于衰落期，兴旺时期收入会更高。”④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乐观派”代表人物付大伟和布南特的观点也完全不同。后二者认为，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所获得的灾难。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农民与地主，以及农村各阶层人士都获得了新的机会，这种新机会为改善生活水平提供了条件。在其论著《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江苏和广东贸易增长和农民生计，1870—1937》中⑤，付大伟认为：从1870年代到1920年代，江苏和广东的农村经济，特别是生产出口作物的地区，看上去十分繁荣，而且“这种繁荣可能转化成较高的生活水平，对大多数农民、自耕农，以及佃农而言。”⑥这种状况只是到了19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中国时才有所改变，而且“地主和佃农双方都觉得他们受了不公平的待遇”⑦。1930年代中国的萧条，“被那些认为外国贸易介入给中国带来坏影响的社会观察家估计得过分悲观”⑧。布南特也认为“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地域和程度上的不平衡，但仍有大量证据证明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棍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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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海垦区地跨南通、海门两县，北自南通吕四丁荡起(吕四今启东市)，南至海门小安沙川流港止，总面积232方里，合12．3万多亩。1901年正式成立，张謇任总理。自1901年10月开始招集，至1904年实收股款计209 180两，张謇以每亩一钱八分九厘多银子的地价领得了123 377亩的土地耕种权，进行筑堤、开渠、蓄淡、种青等工作，陆续开垦。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始资本除股东投资外，还有“佃农顶首”、“佃农劳力投资”等。参见南通市档案馆存《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中《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实业文钞》卷2《垦牧乡志》和《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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