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行“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清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之前，首先对旧有的户丁编征制度进行了改革，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这年二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和九卿等有关官员的渝旨中说：“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说：“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数耳。” ①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虽然阐明了不加征丁银的原则，但是要具体推行，还有一 些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是时间的断限，即以何年为准开始实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 诏令就是为此作补充的，“嗣后编审增益人丁，止将滋生实数奏闻。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其次是如何解决人丁生老病死的变动问题。五十一年(1712年)的诏谕中说，“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所谓“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了纠正疏漏，五十五年(1716年)经户部复准，规定：“新增人丁，钦奉皇恩,永不加赋，今以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除向系照地派丁外，其

注释：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②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编审》。

按人派丁者，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傥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其余人丁归入滋生册内造报。”①

自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原来所制订的有关编审考成的规定，也不适用了，必须作相应变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朝廷宣布：“将增丁之州县官员议叙停止。”同时又题准：“如有州县将滋生人丁私行科派者，该督抚即行题参”②。

清朝统治者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不完全象康熙帝自己所说：“不为加赋，止欲知其实数”。实际上正是它以往户丁编征制度进入死胡同的一种反映。如前所述，自清初以来，封建朝廷对于编审溢额，一直采取奖励的办法。但是，随着丁银编征矛盾的激化，这种编审，在很多地方已经抵补不了因逃亡隐漏而造成的缺额。反映在户口册籍中也就是，越到后来，溢额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增丁额了。康熙帝自己也说：“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六、七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宏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 ③所谓“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这当然是一种自我粉饰的无稽之谈。但是他确实看到了编审不实，有大量户丁隐漏的基本事实。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户丁隐漏的情况，还可以考察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编审的记载，虽然比较琐细，但选录一些，还是很有意义的。

先以湖北省的某些州县为例。这些州县在康熙年间的历届编审中，虽然也审增人丁，但是增加的数字，和按照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应增加的数目，相差很大。比如黄冈县，原额人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三丁，康熙四年(1665年)豁免运夫人丁二百三十丁，实在人丁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三丁。“康熙十一年起至五十年止，逐次编审共六十七丁”，平均每年只新增一个半丁④，递增率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一二；同样，麻城县原额人丁一万六百零五丁，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五十一年(1712年)，审增四十九丁，平均每年也只增一丁多，递增率比黄冈还低⑤；钟祥县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共编审人丁八千五百九十一丁，康熙四年(1665年)除豁免运夫人丁外，实在人丁七千七百一十九丁。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五十年，“共额外新增人丁六十九丁”⑥。每年人丁递增率是千分之零点二二。广济县实在人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丁，“自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逐次编审，增人丁一十九，共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有一”⑦。结果全县在二十五年中，每年平均连一丁都增加不了。与广济相类似的黄安县(今红

注释：

①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编审》。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④ 刘恭冕：光绪《黄冈县志》卷之四，《户口》。

⑤ 潘颐福：光绪《麻城县志》卷十三，，《赋役》，《户口》。

⑥ 张琴：乾隆《钟祥县志》卷之三，《田赋》。

⑦ 刘烽：同治《广济县志》卷三，《户口》。

安县)，也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五十年(1711年)的二十五年中，一共只增加了十丁①。上述情况，除了说明编审的严重失实以外，是不能作其它任何解释的。

再就每次编审中具体增加的人丁来看，也很有意思。沔阳县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五十年(1711年)，经历四次编审，共增加十七丁；其中十一年(1672年)增十二丁，二十五年(1686年)增一丁，四十五年(1706年)增二丁，五十年(1711年)增二丁②。汉川县自顺治十四年(1657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编审九次，其中增丁情况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并康熙元年(1662年)四百九十五丁，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四丁，二十一年(1682年)十四丁，二十五年(1686年)二十四丁，三十年(1691年)十四丁，三十五年(l696年)九丁，四十年(1701年)二丁，四十五年(1706年)二丁，五十年(1711年)二丁③。通过沔阳、汉川两县的例子，进一步告诉我们，越到康熙后期，审增的人丁也越少，到了最后一、二十年，所谓增丁，不过是一种对付土司的虚应故事而已。

必须指出，我们所列举的湖北省某些州县的例子，在其它省分也同样可以见到。

湖南宝庆府共辖邵阳、武冈、新化、新宁、城步等五州县，原额人丁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三丁，自康熙五年(1666年)起，几经编审，到三十五年(1696年)共计实在人丁五万四千零七十四丁，比原额增加一百九十一丁，平均每县增丁不到四十④，宜章县依据明代册籍，原额男子成丁四千七百六十四丁，清代经顺治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实在人丁四千七百九十八丁，比原额只增加三十四丁，每年还增加不了一丁⑤。安仁县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到五十年(1711年)，总共也只增加十八丁，平均每年不足一丁⑥。又比如江西新城县(今黎川县)，从康熙七年(1668年)到十三年(1674年)的七年间，编增丁男二百一十二，妇女二十五口，但从十四年(1675年)到五十年(1711年)的三十七年时间里，却只“新收三十二丁，十八口”⑦。广东东莞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编审，新增男一百零四丁，妇女七十五口；3四十年(1701年)只增男六丁，妇女六口；四十五年(1706年)又减为男三丁，妇女三口；到五十年(1711年)，男仍三丁，妇女仅只二口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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