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据地方志载楚雄的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其实，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都是这种情况。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1．留戍
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的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河西县境内的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的风俗语言有所别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的。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的移入。《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从这一记载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到云南来的必然很多。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回教，其来久矣。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内回教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的情况。
明初平定云南后，留戍滇地的士兵，多为长江黄河一带人。《明史》称：“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此留戍。”(《明史•兵志》)
明代，军队戍守的地方，叫做卫所。明代云南都司所属卫所，计有左卫、右卫、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诸处。所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兵志》)依此类推，仅就设卫的地点来计算，云南各卫所留戍的士兵，将近十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增戍的人数。此外，在正统时王骥的三征麓川，万历时刘犍，邓子龙的深入缅地，顺治四年李定国的率大军入滇，顺治十五年铎尼、赵布泰、吴三桂的进取云南，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多有一部或全部留戍或流亡在云南，以后大都落籍在滇地。有些士卒的妻子也被迁往云南。
2．仕宦的落籍
云南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外省仕宦落籍于滇的。他们是仕宦的后裔。
根据《云南机务钞黄》所载，洪武十五年平滇后上谕，“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人民，如有怀才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可见元末及明初，在云南做官而流寓在那里的，巳为数很多。明代三百年间， 滇中的官吏，有很多是外地人，如知名的文人杨慎 (升菴)、李贽(卓吾)等都在云南流寓过．清初吴三桂治滇，当其声势显赫之时，就有所谓“西选”之官，遍布东南，为仕宦而入滇的外地人，至此盛极一时。吴三桂失败后，终清一代，滇中官吏，仍多队外地派入。据昆明县志载：自顺治迄道光间，昆明历任知县，计四十二人，其中二人为满籍，三十九人皆闽粤江南或北方来者；凡此外来仕宦之人，他们的子孙固然未必完全落籍滇中，但任满后不再返回故乡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李定国在云南时，其兵士多为外省人。起义军失败后，其土卒多流亡滇地。如部将贺九仪，欲出降，定国杖杀之，其卒多溃还云南。” (《南疆逸史》)
3．移民
明初，一方面从山西洪洞县移民以充实河南山东等地，另一方面“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永昌府志》载：“明初，迁江南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永昌即今之保山。明代到保山做官的多是些江苏一带的人。：《徐霞客游记》称：“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彬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吏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水昌卫府，领州一，(腾越)二县，(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不独保山如此，楚雄，大理也有类似的情况。西地居民，也大都由江南移来。《楚雄县志》载：“县邑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至今保山仍多江南人。《大理县志》说：“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进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阅百年，而生齿日繁，流寓日众。”
我们对于明代从内地移民到云南的资料，掌握得极少。详细事实，史无专记，在地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滇人藏有族谱的家庭不多，所以，当时的移殖详情，和移来的人口确数，都缺乏详尽的统计。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明代三百年间，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入云南的户口，为数不会太少。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洪武实录》卷186，页3)
4.官吏的谪戍
明代云南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罪革职的官吏，或者叫做谪戍。《永昌府志》载：“考流寓者自当明始，而谪戍居多焉。或以文章寄兴，或以忠介全身，或以暂离而仍归，或久居而不返。”除保山外，其它各地也有这种情况。明代为谪戍而流寓云南省的，各府县地方志上不乏此种记载，如明初的傅友德家属，当傅友德殁后，被分戍云南，辽东。在云南的一支，子孙旺盛，明代末年的傅宗龙就是他的后人。宋濂的儿子宋慎，也在洪武时坐胡惟庸党徙临安卫，又徙石屏，滇人称其子孙为学士后人。南京富户枕万山，洪武时举家被充军云南，今滇中尚有其后人。其他为御史施武，参知政事姬思忠，进士刘寅，翰林周志宏，都是因罪谪戍云南而落籍滇中的。今保山金鸡村有大户蔺，自言为蓝玉后人，因玉获罪，怕株连，乃改蓝为蔺。以上都是避徙谪戍的移民。 当然，也有谪戍得还的，如诸城知县陈元恭，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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