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式学务团体和教育界的形成：以江苏省为中心

 

[提要]本文主要讲论了清末江苏省新式教育团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最终汇成江苏学务总会。文章分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江苏省新式教育团体兴起的背景、新式学会的结成及其组成结构，最后简单分析了江苏学务总会的性质。

 一

 种学会和团体的出现，是清末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晚清学会运动的兴起，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日剧，清政府经同治中兴、自强运动进行自救的努力，然甲午一战，丧师辱地，唤起了当时大多还沉溺于天朝大国中的各级士绅，真正引起了全国性的觉醒。[1]接着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面对日蹇的国势，促使士绅们上书建议变法，并不顾清王朝的禁令，倡议组织学会，期以合群的力量，以达开风气，开民智，富国强民之效。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时期学会的兴起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为知识分子受到甲午战争和瓜分之祸的刺激，力图自强；二为知识分子觉察到自强之道需结合群力；三为知识知识分子觉察到与列强竞存之道在于讲求学术、普及知识，以启民智，其中以群体观念的兴起最为重要。[2]

 

戊戌时期的群体观念来自严复，可能受严复的影响，戊戌时期组织学会的人，每以合群为号召，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序》中说“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3]。在维新派看来变法之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培养的重要方法就是组织学会，“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4]。梁启超指出如果每一省、每一府、每一州、每一县，每一乡都组织学会的话，则可以收到比学堂更大的效果，因此“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5]但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其倡导群学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梁启超曾指出过学会与绅权的关系，“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学会而已”。在梁启超那儿，学会意在合绅士之群，更在于用绅士的合群来治理地方之事。[6]因此，在梁启超那里，“群”的概念至少包含有三层意思，即如何将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良好政治团体的整合问题；这一政治团体形成后以何种原则组织新政府的政治参与问题；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问题，帝国抑或民族国家。[7]这一学会运动，也正可以看作自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士绅在获取地方权力后政治参与的要求。

 

戊戌时期的学会，自组于1895年的北京强学会始，前后三年，共有六七十个。[8]这些学会分布于全国18省中的12省约30个城市。其中，由于江苏经济文化较发达，其成立的学会有23个之多。[9]这些学会就其性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以政治性为主的、以学术性为主的和以改革社会习俗为主的三类，其中当以第二类学会居多。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一般都不大，除了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少数的几个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外，其余的规模都比较小、人数不多，即使是那些较大影响的学会，其规模与影响也往往有被夸大的地方。但是就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如此多学会的成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10]然而大部分学会，在戊戌政变后即星散，只有少数纯学术的或偏重于教育的学会继续活动。

 

1900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前对维新事业的各种禁令逐渐松动，新式教育日渐普及和提升，留学生学成回国日多，短短的几年间，各地以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团体纷纷建立，继起的学会，无论在质与量上都不断有所进步。桑兵利用清末的报刊杂志，细心地对1901——1904间的各种新式社团进行统计，共辑得271个，其中江苏共建立新式社团77个。这些社团以功能而论，则以民办的教育会最多，有21个。桑兵更指出，江浙间的一些社团与戊戌时期所建立的社团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强学会、正气会、中国议会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会、国民总会、对俄同志会、争存会，宗旨方针虽因时因时而已，但人员组成却有一脉相承的继替关系，一些骨干成员往往在前前后相继的几个团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1]

 

如果把戊戌时期学会的主要参与者和二十世纪初年的新式社团的主要参与者相比较，这更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剧烈和处于下层的士绅社会活动力的增加。就学会成立最多最活跃的江苏而论，戊戌时期参与学会运动者多系传统教育出身者，大都拥有功名，以中下级官吏出身者较多。张玉法在研究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时曾指出，“戊戌时期的学会，大体均为官绅所组建，除北京的强学会外，其他皆为各省市的官绅所推动”[12]。而二十世纪初年的新式学会的领导层，拥有功名、官职者减少许多，以留学生、地方上之绅商与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显然此时的学会领导层已不再由受传统教育之士绅为主体，加入了大批受过新式教育之新知识分子。事实上，此一时期学会运动的领导层由两方面的成员组成，一为由士绅阶层投入工商业兼和政治运动的人，如张謇，王同愈、许鼎霖等，二为新式学堂的学生、留学生与地方上的绅商。[13]这一事实，也说明士绅阶层的政治参与的扩展，尤其是处于士绅阶层下层的人员获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新渠道。

 

正如桑兵在研究这一时期新式社团时所指出的，与戊戌学会及预备立宪以后的社团相比，这一时期的社团具有二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是民间性质，很少官方色彩；二是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14]与戊戌时期的学会偏生于政治方面相比，这时的学会更注重于教育，而且与戊戌时期注重绅权相比，此一时期的教育更注重于民权方面。

 

当时江苏的留日学生认为，中国欲与外人争权利，必须结成团体，“个人能力不敌全团体之能力”，然而团体的能力必须待教育来养成，故“万室之都、三里之邑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省之团体必强”，由全省推之全国，“全国团体必强”，因此，教育会是民众建立团体的基础。[15]而另一作者指出，救亡中国之策在改良社会，这必以教育来灌输新思想和新道德以补救社会之堕落，教育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作者更指出中国近年来虽日日说兴教育，但教育并未见发达，其因在于中国士大夫往往以为教育是政府的事业，而不主动推进地方教育。事实上教育实是地方行政之一，政府但有监督之权与补助之责，其设施如何，悉听地方之自为。作者为此提出，各地方多设有教育会为教育机关，筹议教育的改良进步，其会员专以研究国民教育方针、审订中小学校学科、编辑课本、筹集经费，力图教育之进步为责任。同时，在省城设总会，在州县各设分会，每年分会选派代表至省城开全一二次。以决定实行教育的政策。这样既有利于各教育团体宗旨统一，声气相通，也有利于集群体之力办事，更重要的是这样地方教育之权可以操之于民间。[16]这也可以看作当时新式精英政治要求的反映。尽管当时新式的教育行政机关开始建立，并吸收了一部分地方精英参与，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地方精英的要求，他们更希望通过对地方教育的掌握，通过组织民间的教育会聚集力量，进而参与地方政治，如同日本的教育会一样，“分支部于各地联络一起，势力甚大，于教育一事足以左右政府”。[17]

 

 

二

 

 

在这一思想下，江苏省的教育团体始形成。江苏的教育会首推成立于1902年，由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从一开始就力图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欲建成全国性的组织。尽管在其的影响下，浙江、江苏、江西、四川、湖南、广东、山东、福建等省纷纷成立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这些教育会或承认中国教育会的中枢地位，或派人与之联络，然事实上中国教育会对于这些地方的团体并无多少联系，实际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基本局隅于上海。[18]而成立于1903年冬由留日学生组织的的江苏教育会曾制定出详细的规章，以“普及国民教育，振起自立精神为宗旨”，以江苏同志和各省居江苏者为会员，并要求各地设立支部。江苏教育会把所有关于江苏教育的事业列入自己的职责范围，其中主要为开办师范讲习会、中小学校、体育会、女学校、白话报、教育杂志、实业预备学校、图书馆、演说会和编辑教科书。[19]从章程后面所附的通讯地址来看，应该是由无锡侯鸿鉴[20]所组织的一个教育会。由此推测，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大概也是由他所发起所创立的。无锡支部把自己应办之事定为开讲习会（理化讲习科和师范讲习科）、调查会、学生会和阅报社四种。据这份章程所附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江苏教育会除了东京总部外，还有无锡、娄县、宝山、江阴、常熟等支会，全部会员有一百多人。[21]这些教育会有些成为以后新教育会的前身，也有些在成立后不久，即由于参加人少而停止活动。当时这些教育会支部与学会不仅是县城中的设立，而且多有向下扩展的趋势，发展到镇一级，如江苏教育会的同里支部（见表一）。即以上海、嘉定、松江而论，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可知当时设立的学会有沪学会、教育研究会、黄渡学会、南翔学会、嘉定学会、浏河学会、太镇学会等。[22]从这些学会的成立，可以看出科举废止前后，新式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如南翔学会的成立就是“比年学风大开，负笈四方，渐多同志，因组织一会”。[23]

 

 

表一：1905年前的江苏教育会及其分会

 

名称	时间	发起人	事业	人数
江苏教育会（无锡）	1904	侯鸿鉴	关于江苏教育的各种事业，包括师范讲习所、中小学堂、体会等等
东京支部	1903年冬	无锡留日学生		20余人
无锡支部	1904	侯鸿鉴	师范讲习所、小学校	30余人
娄县支部	1904		师范讲习所、小学校	10余人
宝山支部	1904	袁希洛	小学校	20余人
江阴支部	1904		小学校	20余人
常熟支部	1903	丁祖荫、曾朴、蒋凤悟	小学校，演说会，藏书楼、阅报处等，1904年组织教育会事务所，改良私塾
同里支部[24]	1903	金懋基	演说会、东文速成部、青年会、天足会、体育会等	数十人
高邮支部	1904		拟设阅报社、高等小学、半日学堂及师范讲习所	十余人

资料来源：《警钟日报》（1904年4月18日，29日，8月5日，6日，12日，18日）；《苏报》（1903年3月1日、2日、18日，35月18日，6月16日，6月18日）

 

 

其实，正是这些由民间发起的教育会，在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地方教育界。如常熟，丁祖荫等于1897年组织常熟县公立小学堂，1902年秋组织斆学同盟会，参加者曾朴、朱积熙等皆邑中之富家和开明士绅。其宗旨即在“组织学界同盟以立国民同盟之基础”，会员分名誉会员和通常会员二种，并由会员公举总理、常议员、干事员等。1903年时，有成员47人，其中7人后来成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第一年入会会员。常熟斆学同盟会附属有特别小学一所，藏书楼和阅报处各一，并创办有城西小学和演说会。[25]1903年6月由于发生会员徐惟公捏造同会丁国钧之名函诋翁某，改斆学同盟会为教育会支部。围绕自戊戌开办的塔后小学的改良，逐渐形成一个以曾朴、丁祖荫、殷崇亮、徐念慈、徐宗鉴等新式士绅为中心的地方教育界。[26]1904年，教育会组织事务所，举办师范讲习会，“事业日就，一以改良乡塾，推广小学为办法。”[27]1905年10月，由曾朴等六人发起成立常昭学会，以丁祖荫为会长，殷树森为副会长，共有会员二百七十余人。[28]在吴江，1903年初，金松岑在所办的同川学堂与副教杨天骥设立江苏教育会支部，半年之内，演说会、东文速成译社、体育部、青年会、天足会同时并举，教法亦颇重精神。由于同志不多，金松岑联系其黎里镇的友人蔡请臣、柳人权（亚子），劝开办教育会。[29]学会于1904年仍在活动，1905年10月改组为江震教育会，由金松岑任会长。[30]这些由民间组织的教育会总的来说，对于地方学务关系的形成并不特别重要，但其重要的是从中透露出新式教育正是地方新式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组织的机会，而且“对于后来的立宪和地方自治团体以及各种绅商组织的涌现具有推动示范作用”。[31]

 

    在清末科举改革后，新式知识分子还围绕着私塾改良问题也得以组织起来。新式学堂的设立固是发展新教育的良方，但公款设立的学堂毕竟有限，所能获得教育者不能多，欲地方绅商独立捐资“设立学堂，如南浔庞氏、杭州胡氏、宁波叶氏等者，试问共有几人”[32]，改造原有的私塾为新式的学堂即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亦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办法。[33]私塾改良会最先是由时任苏州高等学堂教习的沈亮棨于1904年6月创立于川沙龚镇，当时有会友20余人。[34]年底，在城中巨绅王同愈、彭福孙、潘祖谦、尤先甲等的极力赞助下，苏州成立私塾改良社。苏州私塾改良会成立后，联络各官立、民立及西人所设之学堂，先后组织多次讲习会，会考私塾教师与塾生。苏州私塾改良社设18人组成的干事会，其中以各级学堂的教习会最多，有11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6人，日本留学生1人，即杨廷栋。[35]从干事员的结构来看，这是一个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而获得绅商支持的社团。随着教育改革的展开，新式知识分子逐步与地方绅商开始合作。

 

    随着私塾改良会活动的展开，江苏各地的仿江苏章程建立者接踵而起，上海、扬州、松江、常昭、昆山、青浦、太仓、嘉定、镇江等地逐步建立起私塾改良会，而且向基层的市镇展开，一些较发达的镇也开始建立起私塾改良会，如南翔、法华、浏河、闵行、马桥等。在近一年时间内，苏、松、太三属就建立了二十多处私塾改良会。[36]苏州私塾改良会的影响还超出江苏的地域范围，向浙江辐射，如劝说嘉兴士绅建立私塾改良会[37]。在这一过程中，新式知识分子得到了地方绅董的支持。如在南翔镇，虽已建立有南翔学会和幼童会课，沈亮棨赴南翔学会演说私塾改良会的宗旨和办法，“又当拜谒各资本家而怂恿之，其有办事之才者尤须敦请入会”，而且“该镇绅董王榖生、王柳生、许稚梅、甘雨苍、王引才、王绍良均赞成此议，拟于正月内试办”。[38]随着地方教育的改革，新式知识分子得到了地方绅董的认同，这也说明，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原来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社会阶层通过教育得以整合。教育团体的设立过程，也正是一个各种社会势力相互结合的过程。

 

上海私塾改良总会的设立，更是教育界与绅商层逐步合流的过程。上海的绅商见苏州私塾改良社自开办以来，颇著效验，由是筹集经费，请苏州私塾改良社发起人沈亮棨到上海商议设立私塾改良总会事宜，议定在上海设立私塾改良总会，为各地分会的交通机关，并逐步扩展为各地分会设立的根据地，总会定名为教育普及会，分私塾改良会与师范讲习会二部分。为了设立总会，上海的绅商为之筹集经费，曾少卿、严筱舫、魏蕃实、李云书、王省三、张让三、李平书、廉惠卿、王一亭、俞仲还、席子佩、陶凤山、苏葆生、印锡璋等人都为之捐款。[39]1905年5月上海私塾改良总会成立，原先各地所设的私塾改良会即成为其分会，并着手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为“至各乡劝办学堂并改良私塾”，二为“已立分会之处，帮同本地士绅考查各私塾学生之课程，以验其进步而鼓其兴会”，三为“演说关于时局及风俗之谈，兼劝戒洋烟戒缠足”。[40]

 

与苏州私塾改良会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会员多有不同。苏州私塾改良会的会员大多是各级学校教习或者学堂学生、留学生，以学界、教育界中人为主体，而上海私塾改良总会的成员却大多是工商界中人或绅商，其领导层也都是上海商会中的人物，主席董事为李平书，席子佩为会计董事，曾少卿、陈润甫、李云书、王一亭为会董。[41]这中间可以见到社会的变动，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和共组团体。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阶层正在出现。同时，上海私塾改良总会不仅希望成为各地分会的总汇之处，推动周边地区教育的发展，而且有更多的更深一层的政治意味，即通过普及地方教育来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合一邑之学塾而改良之，大兴教育，为国民求一般普通知识，即所以筹立宪之预备也”，为设立私塾改良分会，总会成员“亲诣各邑各乡联络官绅学界”，为达教育民众之目的而以“劝学为表，易风俗为里”[42]，这也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动员过程。当然，尽管上海私塾改良总会获得一些地方绅董和绅商的支持，但就其活动的范围和掌握的资源来说，毕竟难以对地方社会阶层的整合起极大的作用。

 

 

三

 

 

真正通过新式教育而使地方社会发生变化的，是由地方士绅组织的学务公所和教育会。由于教育事业的扩大，如何使同地区内的有识之士结合起来，在共识下合理的运用本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推动兴学，已成为当时新式士绅考虑的问题。这便要求新式士绅建立能够联络当地学界并掌握着地方的资源的分配的地方教育公共机构。民间教育机构的建立大体有三种发展方向。第一种可以南通为代表，尽管以后江苏各种学务公所都仿南通办法设立，但各地还是有差异的。先是张謇于1904年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通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张謇和沙元炳、孙宝山任议长，设置议员三十人，并且陆续在各地兴办了一批中学和小学。[43]，说明地方士绅已经动员和组织起来，对于新教育实行总体的规划，这已经初具新教育行政机构雏形，这一机构在清政府1906年的劝学所与教育会章程颁布后，相应改设为教育会与劝学所。在南通，各种教育基本都由张謇等规划与筹定经费，而官设的学务处在南通也未出现，基本上是以民间的学务团体替代官方本应设立的教育行政机构。

 

随后江苏各地办学士绅纷纷向官方要求以通州方法建立新式的学务机构，大体可以苏州和上海为代表。在苏州，在科举废止后，当地著名绅商王同愈等即向江苏巡抚呈文，指出中国的人口以四万万计，至少要二万万就学才能达教育普及的最低程度，“必国家为之设校安排，微无此财力，亦无此办法”，提出接管地方公款，“先将宾兴、田产、书院公款及善堂公款等项清理一过，然后推广学堂，庶几款不支绌，办有头绪”，[44]要求仿照通州办法，设立学务公所，“于城中称拨官房，设立学务处，与官设学务处相表里”，获得江苏巡抚陆元鼎的批准。1905年长元吴学务公所成立，以彭福孙为总理，吴本善为协理，设有议董、干事员等，其任务是纠集地方热心办学之士，“调查公立各学堂之校舍、课程、经费，以期逐渐统一。管理宾兴、公车、紫阳书院、其他各项公捐学堂之款，养成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注重实业教育。”长元吴学务公所的成立，形成苏州学务由官办的学务处和民办学务处双重领导的局面。[45]实际上，苏州官办的学务处基本上属于文牍的批转机构，并不具体规划全部的教育事宜。[46]此后民间所创的学务公所又演变为长元吴学务总汇处和长元吴教育会二个民间办学组织。

 

在上海，1902年由教育界人士叶永鎏、叶承锡发起集合沪上同志（不论客居本籍）组织以“开通风气，交换智识，图谋学界公益”为宗旨的沪学会，附设义务小学、阅书会、体育会及各种学科补习夜课，成绩颇著。1905年，沈恩孚、袁希涛等发起教育研究会，以袁希涛为会长，其以“研究社会之情状以施相当教育，研究世界之情势以求教育之进步”为宗旨，强调“教育以外事概不提议”。至1908年教育研究会会长姚文柟与沪学会会长龚杰联合各学校校董、校长，两会改办为上海教育会。另一方面，在科举废除后，姚文柟等发起组织阖邑学务公会，划分学区，组成以姚文柟为总理兼文案的学务公所，并对积谷息款、宾兴等地方公款兴学作出具体规划。[47]上海的事例，值得注意的是二点，一是上海学务的关键人物是姚文柟。姚文柟（1857—1933），优贡生，1885年为举人，历任书院、善堂、积谷等董事。上海学务公会的简章也规定会员之一就是“有兴学责任之各乡局董及为各乡局总汇之同仁辅元堂董”。[48]上海的事例，使我们看到旧式的地方领导人如何成新式机构的领导人。二是几乎所有学务的关键人物都与龙门书院有关，如姚文柟，是龙门书院的董事，袁希涛、沈恩孚、龚杰、杨保桓等等，都出自龙门书院，这也可以使我们一窥新式团体构建的内部问题。[49]

 

不仅是通州、苏州、上海，江苏各地的县级学务团体在科举废除后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的统计，至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教育会章程》前，江苏已有府级的学务公所8个，县一级的学务公所、学务处等11个，县级的学会23个，[50]其中资料比较详细的有16个。（见表二）。这16个教育会其成员已达2000余人，其正副会长共31人，这些人全部有从生员到进士的科举功名或捐有职衔，其中部分有留学日本或者学堂任职的经历，平均年龄40岁左右。从这些数据来看，县级学会领导人既有办理学校的经验，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同时又拥有科举功名，无疑是地方的精英。如果把这些民办的教育机构和此前的民办教育机构相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以前的教育会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其性质也不全是以教育为主，而是含有双重性质，如桑兵在研究成立于1902年有中国教育会时，曾指出“中国教育会的确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秘密革命核心，他们立会的意图，是想凭借当时最为风行的兴办教育的名义，以学校为培养成革命力量的基地，展开宣传组织活动，并不拘泥于教育。”[51]这些由留学生为主兴办的教育会，多数还停留在小团体的状况，如表一所示，由侯鸿鉴组织的江苏省教育会及其支部，全部成员亦不过200多人，其社会影响总的来说不大。而此时从学务公所等发展过来的教育会，主要是由地方有影响的士绅或绅董出面组织，在性质上基本上以发展地方教育为主，同时能够支配地方公款并动员大部分地方士绅或其他地方有势力者从事新式教育，相对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社会动员过程。当然，在人事与组织上，前后这些教育会之间有继承性，如丁祖荫在常熟组织的江苏教育会支部，金松岑在吴江组织的同里支部，后来都改组成社会基础更广的教育会，并纳入到新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之中。这一前后变化的过程，也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与社会基层的变动，以及中国新式社会精英思想的变化。

 

 

表二：1906年7月前江苏建立的地方教育会

 

地名	发起人	会长	建立时期	成员	事业
东台	杨冰等六人	夏寅官、杨冰	1904冬	78	初级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
通州	张謇等二人	李审之、孙宝书	1905年5月	141	创设教育实习、发起地方自治、设立法政讲习所
无锡、金匮	蒋士荣等八人	顾型	1905年6月	121	教育谈话会、教育问答会、私塾改良会、游戏传习所
江宁	夏仁瑞等六人	周钺、仇采、顾琪	1905年6月	80余人	师范传习所
昆山、新阳	方还	方还、徐梦鹰、陈定求	1905年7月	136	劝学所、私塾改良会、师范传习所、城区初等小学、宣讲所、法政讲习所、商业夜课学堂（与商会合办）
常熟、昭文	曾朴等六人	丁祖荫、殷树森	1905年9月	276	师范传习所、第一民立两等小学堂、竞化女学、宣讲所
吴江、震泽	金懋基等三人	金懋基、郑慈榖	1905年9月	120余	理化、音乐讲习所
砀山	王立廷等九人	郭绍先、王锡曾	1905年9月	180	师范传习所
武进、阳湖	屠宽等八人	屠宽、恽用康	1905年10月	131	筹办教育研究会、宣讲所及教育杂志
铜山	张伯英等	祁世倬	1906年1月	141	公立高等小学、教育研究会、教育品制造所
萧县	孟昭潜	刘彦昭	1906年1月	139	师范传习所
江都	徐兆鼎等五人	方尔咸、陈懋森	1906年3月	55	教育研究会
甘泉	蒋彭龄等二人	桂邦杰、张鹤弟	1906年4月	57	教育研究会
盐城	季图龙等二人	陶鸿庆、李龙伸	1906年6月	126	法政讲习所、养正女学、蚕桑学校
金山	陈贻芬等二十二人	俞秉均、黄端履	1905年6月	101	初级师范学堂、区学十五所
丹徒	杨邦彦等十人	杨邦彦、吴佐清	1906年7月	120	师范传习所、半岭初等小学堂

资料来源：《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三编（下），第91—108页。

 

 

这些民办教育机构的出现，固然说明在促进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江苏地方士绅的活力。但我们从新式办学机构的设立中，更可以看到的是办学权力出现从官方向民间下移的趋向。地方士绅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合法地利用官方的许可获取了更大权力。而更多的地方教育团体的出现，如何整合各种地方力量来进行统一的办学，也必然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由士绅领导的全省教育机构。

 

 

四

 

 

1908年江苏教育总会对此前各种学会与其的关系作过论述，“教育会滥觞始于前十年，时国家锐意维新，于是各省乃有学会之举。当时入会者固皆学有根柢，愤然欲通古今中外学术之邮，将以牖生民之愚而救政治之弊，激昂奋进，虽议者或谓其操切，亦究志士仁人之所为，此一时也。迨后风会少变，而沿袭波委乃有海上沪学会、嘉定学会，规约甚严，入会者不过二三十少数之人，平日或附设小学，或附设补习夜校，星期则群焉莅止，弹琴阅报观书论学，间由慷慨演说，为教育前途指陈进退消长之关系。此又一时也。日月逾迈，盎然如春雪之初霁，学风稍振，于是乃有上海学务总会之组织，登高提挈”。[52]

 

实际上，从科举的废止后，随着清政府对于兴学的重视，围绕着兴学，新式的士绅要求获取新的权力，难免与旧式士绅展开权力斗争，这样新式士绅要求组成自己的组织。同时，学堂的增多，也必然会引起对地方款产的争夺，也要求有一个公决议事之处。1905年以后江苏各地的县级以下的学务公所、学会与教育会开始增多，为了协调在省一级的教育，江苏教育会在此时应运而生。正如黄炎培日后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清朝末年，各地兴学的风气大开，新旧思想复杂，学校和学校斗争，学校和官厅斗争，和绅士斗争，这派绅士和那派斗争，还有学生和学校斗争，酿成种种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年很自然的产生江苏学务总会”。[53]

 

1905年9月，张謇、恽祖祁、许鼎霖、刘树屏、赵凤昌、狄葆贤等九人发起倡议，谓“科举已停，本省各府州县一律须急办学堂，事极繁重，非经全省士绅公议不能妥洽”。[54]倡议得到全省学界的支持，10月8日在上海召开，由一百多代表参加的江苏学会成立大会，张謇与恽祖祁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11月16日至22日召开第一期常会，议定《江苏学务总会暂定章程》。1906年7月，由于学部制订的《教育会章程》颁布，江苏学务总会遵章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并重新制订了《江苏教育总会简章》。无论是《暂行章程》还是《简章》，其对学会的宗旨都定为“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其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会长、评议员和干事员。在人员的配置上尽量照顾到江苏全省的情况。如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苏属、宁属各一人；评议员的人数以各府各直隶州所辖之州县多少来分配，而不是按地域来分配。其会员的资格要求相对较严，如代表人资格为“学务董事、各地地方学会会长、地方总董、声望素为众所推服者”，志愿入会资格为“绅士于学务有关系者、绅士能担任推广扶助学务者、兴办工商实业著有成效者”。[55]这一会员资格的要求，事实上使江苏教育总会成为江苏省地方精英的组织，而不再仅仅是江苏教育界精英的组织。分析1905年加入江苏学务总会人员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几乎90%以上的成员具有传统的功名或者官衔，只有10%左右的成员完全没有功名的背景。（见表三）而在这些成员中，至少有50人是教育会会长、劝学所总董或者地方总董、学务总董，约占总人数的1/3左右。这些成员中，老一辈如张謇、王同愈、唐文治等屡次担任会长，年轻一辈的如姚文楠、沈恩孚、袁希涛、杨廷栋、雷奋、孟昭常、黄炎培等等都是其后地方政治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江苏省学务总会基本上网罗上江苏省全省的政治与教育方面的精英。1909年江苏省谘议局议员中的有近一半是江苏教育总会成员。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江苏学务总会早期的经费使用状况，就可以发现，江苏学务总会与上海商总会关系密切。据1905至1906年《江苏学务总会会计报告》，这一年学务总会总收入为规元3862元，银3147两多。而这银两全部来自纱捐与米捐。[56]因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江苏省教育会是江苏省地方精英的组织。

 

 

表三：江苏学务总会早期成员的出身背景

 

	进士	举人	贡生	生员	新学堂	官职	背景不清
人数	13	36	35	22	20	31	20
百分比	7%	20．2%	20%	12．4%	11．2%	18%	11．2%

资料出处：初期成员名单，见《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下；各人的背景，部分来自文牍，部分来自各种方志。

 

 

《学部奏定教育会章程》规定，设立教育会的宗旨在于“补助教育行政”，同时规定各省教育总会与地方教育的关系，“凡分会之于总会，不为隶属，惟须联络统合，以图扩充整理。”[57]清代的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基本承自明代，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然以科举为中心。清代的学校，在国家一级有国子监、宗学和旗学，在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以及社学、义学等。在这一制度之下，统管全国各级学校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科举废止后，1905年12月设立学部来管理全国的教育。在地方上，于省一级设立提学使，在县一级设立劝学所。清季新式学制的建立与新式教育机构的建立过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官权的不足，另一方面绅权的扩张，这二者造成官与绅的冲突与绅与绅之间的冲突。江苏学会总会成立后首先致力的是建立统一调解官绅间的冲突和绅与绅之间的冲突。如江苏学务总会成立后，拒绝总督与两江学务处要求设在省会的要求，并提出学会与学务处是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学会之权限之处于评议之地位，学务处及将来之改设学务公所则处于裁判地位”。[58]随后在泰州、金坛、海州等一系列地方学会与官方的冲突中，江苏学务总会始终积极调停的地位，而使地方学会得到保护。在常州与常熟两派地方士绅为设立的地方学会事出现纠葛时，江苏学务总会也派出干事员进行调停，使两派绅士最终合组地方学会。[59]因此，虽说地方学会与总会没有统属关系，但是在实际中，地方学会在遇到困难时，往往倚靠学务总会来解决。通过学会总会张謇、王同愈、唐文治等有力人物的领导下，通过杨廷栋、雷奋等一群有力人物的努力，江苏学务总会成为“教育性的江苏中心组织”，随后又成为“政治性的江苏中心组织”。[60]同为教育总会干事员的沈恩孚也说过差不多话，“兹会之组织既为宁苏两属统合之机关，即宜含有地方之性质，所抱持之宗旨，固在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而既可藉是以养成士绅会议之习惯。”[61]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205—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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