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Zygmunt Bauman’s works are involved with many subjects such as sociology，philosophy，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In my view, only finding the central themes in his works can we understand his social theory better.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the paper first describes his viewpoint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y，then explores briefly his central themes shifting from culture，power and freedom to stranger，tourist and vagabond，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academic values of his works.

Key words: Bauma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引言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现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当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国际性社会理论杂志Thesis Eleven的主编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说，鲍曼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Beilharz，2001：1）；当代走红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说，“对我而言，鲍曼是一个后现代性的理论家。他用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发展了一个任何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立场”（See Bauman，1995：back cover）。鉴于其对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鲍曼于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并于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评论者普遍认为，鲍曼的成功不仅基于其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技巧，更基于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卓越的社会学洞察力。

鲍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从1972年进入利兹大学算起，他仅用英语就出版了20余部著作[1]，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评。无疑，鲍曼的著作涉及了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然而，我们不免要问，在这些著作中，有没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鲍曼在这些核心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当然，敏锐的研究者还会继续追问，鲍曼是在什么样的视野下来研究这些议题的？笔者坚信，在当前鲍曼研究尚未深入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问题是极为必要的，哪怕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提出了“真”问题，我们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而“假”问题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从而远离真正重要的问题。有时，我们在还没有明确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忙地给出了答案；有时，我们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接受了“所谓的”答案。鲍曼坦言，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就是，它不再质疑本身（Bauman，1998：5）。

基于上述问题和认识，本文没有面面俱到地对鲍曼的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论，而是试图寻求其众多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议题，从而为深入理解鲍曼的社会理论奠定基础。在笔者看来，文化与权力、自由与安全、陌生人与社会秩序、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鲍曼著作的核心议题；然而，要想系统地理解这些议题，我们还应明确鲍曼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观点，因为他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写作的；若没有这个社会背景，后面的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现代性[2]与后现代性[3]研究是鲍曼研究的核心问题。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意识到了自身历史性的时期”（Bauman，1993b, in Beilharz，2001：164），它把自身的合法性、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以及自身的知识和信念都视为临时的，最终要被替代的，从而认为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一种进步。鲍曼眼中的现代性至少包括这样的几个维度，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扩张、事物的不断变化、工作的专业化和生活的理性化。其中：（1）科学技术的应用是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进步的主要源泉，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2）现代国家被赋予了先前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功能（权力）；（3）不断变化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变化与自我改进能力是现代性之优势和魅力的最终源泉；（4）分工和分离是现代性话语永恒的主题。（5）现代生活的诸领域逐渐变得理性化；（6）现代体验的典型特征是西美尔所说的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ibid.：164-172）。

鲍曼在其著作中通常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文明”，现代性的目标是寻求或保护美丽，保持清洁，遵守秩序；换言之，现代性的雄心就是消除丑陋、肮脏和无序（Bauman，1997：1）。然而，根据鲍曼的看法，现代性并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它永远是一个“未竟的计划”。[4]消费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崩溃都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鲍曼才出现了学术兴趣的“后现代转向”。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自始至终都与现代性共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当然，社会状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鲍曼倾向于把后现代性视为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如果说现代性往往同确定性、普遍性、同质性、单一性和透明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后现代性则往往同不确定性[5]、多元主义、异质性、多样性和模糊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现代性模型把现代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有方向的运动，那么从后现代性的观点出发，历史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鲍曼明确指出，“后现代性是充分发展的现代性，是意识到自身真正性质的现代性——自为的现代性”。可见，“后现代状况既可以描述为从虚假意识中解放出来的现代性，同时，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Bauman, 1991b）。

为了更好地理解后现代状况，鲍曼建议放弃诸如社会、规范团体（阶级或共同体）、社会化这些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并主张采用社交（sociality）、栖息地（habitat）、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这样的概念取而代之（Bauman, 1991b）。鲍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经典的社会学概念扩大了社会的体系性和制约性，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鲍曼1992年在接受《终极》（Telos）杂志的采访时说，“一旦我们具有了自我意识，一旦我们接受了偶然性和矛盾态度，我们就不必谈论社会和社会体系”（See Beilhzarz，2001：20）。在他看来，社交、栖息地和自我建构等概念抓住了当代生活的时空变动，它们从“结构”、“体系”、“约束”和“决定因素”的对立面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在当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流动的现代性阶段”），没有什么是被决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个体的认同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长期坚持着一种认同，他不断地建构自己的认同。可见，个体认同在后现代社会中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自我构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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