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的学术浮躁及腐败现象愈来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成为一道热门话题。然而，就在人们的声讨浪潮之中，中国的学术浮躁及腐败现象依然继续蔓延，似乎成了一种「不治之症」。本文重点分析学术浮躁及腐败现象的基本内因、主要症结及其后果。

一　大学管理体制与学术浮躁及腐败现象

　　中国的大学从未形成过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院系）的制度，而是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大学校长到院系行政领导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并且还是享受一定行政级别待遇的官员（尽管其中有部分人有教授头衔并兼从事教学工作）；从教学经费到科研基金主要也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下拨和审批；大学里有关教学以及科研方面的规章制度基本是由大学业务行政机关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或上级领导意志制定的；大学及院系内部管理常常党政不分，有关人事、教学、科研以及财经等方面的管理与决策一般都由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掌控；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在大学以及院系管理方面基本上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由此可见，在中国大学官本位的管理体制是行政（或党政）主导和以对上级负责为基本特征的。大学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学术界的基本走向和多数学者的品格。在过去政治运动频繁的时代，大学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当时由于连个人保持沈默的自由都没有，不断效忠式的政治表态、自我作践式的检讨和落井下石式的揭发批判，使得多数学者因顺从或盲从而丧失了独立人格和真正学者的风骨。有很长一段时期，为领袖言论作注释以及从事跟风式政治宣传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

　　在中国大学官本位的体制之下，国家党政领导人的意志还可决定大学的学风，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1958年以超英赶美为口号的「大跃进」风潮就刮进大学里，大学也跟着出现了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局面。当时，与农业不断放出弄虚作假的高产「卫星」类似，在大学里也不断地出现一个月甚至几天就编写一本书的「学术卫星」景象。当时，各个地方也兴办大学，甚至连许多小县城都创办了综合大学。中国高等院校的数字从1957年的227所猛增到1958年8月的1,065所，大学生的数量也从40万增加到70万人1。 1958年由于各大学强调发表论著数量，在出版界相应地也出现了「三天出一本书」，「一天出一本书」，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出一本书的「超记录」。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8年是全国出版书数量最多的一年，表现出一种虚假的出版和学术繁荣景象2。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官本位的大学管理体制没有改变，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以片面追求数量和经济效益为标志的教育产业化和学术浮躁及腐败现象开始蔓延起来。正是由于对上负责的管理体制，大学各级领导都要追求「政绩」，而这种「政绩」通常都是以数字来显示的。因为这种强调数量统计的「政绩」便于对上级报喜不报忧的汇报、对外宣扬以及在商业炒作式的「大学排行榜」上提高名次。在官出数字和数字出官这一点上，大学当局与各级党政领导官员的传统「政绩观」如出一辙3。

　　追求数量「政绩观」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的大学里再次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例如，短短的几年之间，中国研究生的数量激增，其中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竟跃居世界前列。4 与此同时，中国各级官员的学历也骤然提高。尽管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还相当落后，还有亿万文盲和半文盲存在，但有着博士头衔或硕士学历的官员数量却明显地超过了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

　　教育「大跃进」还表现在大学教师发表的论著数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增加，「学术卫星」不断涌现出来，一个人一年之内写十几篇乃至几十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著作」的现象屡见不鲜，著作等身、互相吹捧起来的中青年「大师」「权威」 比比皆是5。但当今人文社科学者中，实际上很少有人的学术功底能达到1949年以前有成就的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家学者（如学术界公认的一些国学大师）。正如翻译家和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所叹息的那样：老一辈学者大都惜墨如金且非常自重，「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6。

　　此外，为迎合领导人好大喜功的主观愿望，近年来中国大学办学规模也愈来愈大。原来的专科学院纷纷升格为大学。原来的复合型大学也进一步扩充为「大而全」的超级综合型大学。为此，以剥夺农民土地为代价的兴建大学城的圈地运动也随之四处蔓延。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 「学术」上的「大跃进」，虽然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简单重复，但依然可以看到相互之间体制上的联系脉络。若仅以数量和发展速度来衡量，中国已出现许多「超世界一流」的大学了。然而，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一学术上最重要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是令人担忧的：抄袭、剽窃、低水准重复已成为「学术」作品的常态，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不用说与国外著名大学比较，现在中国大学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明显地落后于七、八十年前提倡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期。在这样的学术管理体制下，还奢谈甚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只能给人以滑稽之感。

　　尽管中国的学术处在这样的低水准状态下，全国各地年年都大张旗鼓地搞各种级别的学术评奖活动。例如，在既没有经过学术界同行广泛认可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检验的情况下，全国每年都评选「优秀博士论文」（其中多数都未出版），获奖者可以获得五十万元的科研经费7。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表的文字作品东抄西抄还泛滥的情况下──很少有作者认真查找和阅读原始资料尤其是各种外文文献，过多的评奖或强调所谓「核心期刊」论文「引证率」只能起到误导、炒作和对急功近利管理体制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导致学术浮躁及腐败的基本内因是官本位的大学管理体制。教育事业以及学术研究对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素质所产生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甚至会贻害几代人。因此，我们不仅要找出产生学术腐败的基本内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一不合理体制的主要症结。
二　计件工、小时工与大学教授

（一）大学教授被贬为计件工

　　大学教授成为计件工是近几年突显的现象。其中一个起因是自90年代末以后，国内几所著名大学得到政府的特别资助而建立起岗位津贴制。官本位的大学体制必然会产生等级制度。为了分配这些钱和便于官本位的行政管理，这些大学便根据每个人发表文字作品的数量把大学教师人为地硬分为三六九等，并每年都根据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的数量作为硬性标准进行评岗定级。8这样，大学就建立起了与教师个人收入直接挂鈎的急功近利和等级式的人事管理制度，教授也被正式贬为计件工人。由于中国大学教师基本工资不高，明显低于岗位津贴，为了争取得到更多的岗位津贴，教授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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