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近代史应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就近代史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转捩点以及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等，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近代史 研究 方法论

Re-consid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nsiders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puts forward author’s own point of view in a different light.

Key Words: Modern History, Study, Methodology

一、近代史：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
所谓近代，本是个相对的概念。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不宜固化，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
所谓近代，本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近代”一词，起源甚早。西汉人讲“近代”，说的是战国；三国人讲“近代”，说的是两汉。[1]那时还没有所谓近代史的概念。但近代史本身还是有的，是客观的存在。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其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一方面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也即所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稳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绝对的历史时间的内容。中国的近代，过去讲80年，不久前讲110年，都曾有其道理，有其划分的依据，但现在看来都已远远不够涵盖的了。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史（主要是晚清史）、民国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都是应该包括在里面的。这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所谓近代史的时间范围是不宜固化的。
　　而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所谓“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对今后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可能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它适应过去的情况，但未必依然适应于今后。因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绝对的中国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只是指从清王朝前中期的治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再由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新走向治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这一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有点类似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王朝之间的过渡，比如说，西汉末年经由新莽过渡到东汉，晚唐经由五代过渡到北宋，等等。当然，这一时期也有自己的新的时代特点——多了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因素。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后推移，如果我们仍用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以这么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来专指中国的近代，显然就不再那么合适和恰当了。
　　近代史是一门真正“与时俱进”的学问，千万不要被以往既有的种种分期及其理论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脚和遮挡住自己的视野。而从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近代，我们应该能够把握住一些属于共性的东西，应该能够感受到直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脉动或主旋律。但这需要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加以把握，从更深的认识层次上加以发掘，而不能满足于或停滞于既有的认识及其理论说明。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所谓近代在英语里是modern，与现代是同一个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从形成到发展，虽几经挫折（比如若干时期的经济危机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用全面战争来解决问题），但直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衰竭的景象。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这样说，可能是有那么一点“触目惊心”，但却绝不是危言耸听。
　　恩格斯在1895年，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回顾和检讨了他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恩格斯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还谈到，甚至在巴黎公社“胜利的起义”之后，统治权已“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之时，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还是不可能的。[2]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对资本主义作过分析论证。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垂死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4]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当年说过的话：历史表明，所有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2003年8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题为《资本的意志催生成功企业》的文章，介绍一本名叫《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文章不是很长，但其对资本于20世纪末叶重新在中国崛起的兴奋和赞美却溢于言表：
　　《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超前地观察到资本时代的到来，并向人们展示了资本时代的征服者们靠什么崛起，如何在改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怎样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将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改革时代，拿出来阅读、分析的话，就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这是一个最具挑战、最具征服、最具扩展的时代，是私营财团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由一大批私营企业家不懈的努力和开拓所描绘的。
　　除了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财富以外，他们所作的一切，还力图打破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与税收，并把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试验出来的理论，提供给中国的决策者。……新工业文明的力量，带着他们内心无法压抑的渴望，唤起了他们对财富的无限幻想和创业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