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蕃交流的主要通道
1、概说
7世纪初期，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诸部，在青藏高原建立起统一的吐蕃政权，而唐王朝的建立在中原地区也结束了数百年的混乱分裂局面。大唐帝国以其高度的政治威望与繁荣的经济文化赢得了周边诸族的通好内附，成为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吐蕃也主动向外学习和交流，特别注意其东向中原地区的发展。从此，通过唐蕃联姻、交聘会盟和互市等多种方式，西藏地方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局面。吐蕃与唐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三条通道来进行：
其一由古鄯城（今西宁）至逻些（今拉萨）及琼结青哇达孜宫（即勃令驿），是唐蕃间的交通主道，全长3,790多公里，共经驿站23处。吐蕃自逻些经今吉隆等地南下可至泥婆罗（今尼泊尔），为古泥婆罗道，也可经今西藏的吉隆至天竺（今印度）。这后一条为唐朝使臣或入天竺僧人所走之路。现吉隆城北阿瓦呷英地方发现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刻。①可见中原经吐蕃终至南亚的古印交通线实际是唐蕃古道的延伸。
其二是由长安经河西南下的古丝绸之路。此路唐时以粟特人为中介，以敦煌为唐蕃交流的中转中心，经青海南下入吐蕃。在今青海海西州都兰县的唐代吐蕃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有唐代汉地忍冬花纹或粟汉吐蕃混合型的金属杯、盘、瓶等日用器物，证明了当年这条商道的兴盛。
其三是经四川入藏线。如经今西昌、盐源、昆明入吐蕃南部的丬羊 丬可 道；经今大理、腾冲、高黎贡山，渡恩梅开江的大秦路，均可南达古印度。此外还有均需经大渡河的雅州及黎州的通吐蕃路。可以看出，吐蕃与中原的交往是通过多条路线进行的，这些信道既是丝绸、茶马、朝佛之路，又是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将西藏地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
吐蕃与川西之间相互往来的交通道路虽然繁多，但是归纳起来，当时两地之间最主要的交通干线大体有两条：一条是从川西地区岷江上通向吐蕃的路线，这条路线以今天四川灌县为要冲，唐人将此路线称为“西山路”；另一条路线则是由今四川雅安地区通往吐蕃的路线，这条路线以今天的雅安为要冲，分别有“灵关路”和“和川路”两条。当时所谓的西山就应该是指今成都西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保州（今理县境）、维州（今理县）、干州（今汶川）等地一带的高山。
历史记载说明，在唐代，经维、茂等州的西山路，乃是一条由吐蕃通往四川剑南道的常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也不仅是吐蕃与唐朝军队的作战路线，同时在当时它也是吐蕃同四川剑南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路线。
从记载来看，当时从西山道通往吐蕃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维州向西通往吐蕃的路线，此路线大体应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即是经过今日的甘孜县和德格县一带进入藏东地区。而西山道的另一条路线则应该是沿岷江河谷上行，经过松州，再由松州北行，经松潘草地进入西北地区，从而与当时由长安经西北一带通往吐蕃的唐蕃大道相连接，由此而通往吐蕃①。
在唐代初年，人们即已知道了从雅州方向存在一条通往吐蕃的道路。但是，当时从雅州通往吐蕃的道路，实际上又分为两条支路，一条是和川路，另一条是灵关路。
关于和川路的情况，《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曾作了如下的记载：
和川路在（严道）县（雅安）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从大渡河西郭到吐蕃松城（偏松城）四日程，羌蛮混杂，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
至于从雅州通往吐蕃的灵关路，《太平寰宇记》中有如下的记载：“灵关路在（芦山）县界，去蕃八日程。从界去吐蕃野城三日程。其险也，以绳为桥，其外不知里数”。②
关于唐时南诏今云南一带与吐蕃之间往来的交通道路，在后人所作《滇小记》一书中也得了充分的反映。据《滇小记》一书中记载，由云南进藏的路线有三条：一条叫江内线，此线从奔子栏经阿得酋、天柱寨、毛、公等地，64站到拉萨。一条叫江外线，此线从中甸起行，经另一称为卜自立的奔子栏，55站到拉萨。还有一条叫危习线，即维西线，此线67站至拉萨。维西线虽不经过奔了栏，但在阿得酋地方即与江内线会合，所以它实际上是江内线的一个支线③。在这三条路线中，以江内线最易于行走。从这三条路线的情况来看，如果把维西线算作江内线的一个分支，那么从云南经滇西北地区入藏的路线实际上主要有两条，这就是内江线和外江线。而所谓内江线，实际上也是我们前面提到处的唐时吐蕃由今西藏东南方向通往南诏的东路，亦即经神川铁桥之路；而外江线，则无疑应该是唐时吐蕃通南诏之西路。
2、唐蕃古道与汉藏文化交流
所谓唐蕃古道，一般意义上是指经由今陕西、青海到达西藏等省区的一条古代通道。这条古道所经过的河湟地区，是古代中原地区通往青藏高原的中介地。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古代羌人不仅是河湟地区最早的开发者，而且也是古代内地至西藏交通道路的开拓者。《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至爰剑曾孙忍时……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同书又载，爰剑的后裔唐羌后又“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者”，可能与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蕃”有一定的关系。由此看来，这支“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羌人，有的可能进入西藏高原，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所以，河湟与西藏之间，早在秦汉以前，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起，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比较畅通的交通路线，为唐蕃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唐之世，中原历史代君王，无不着力经营河湟，于此设郡置县，屯田戍边，以确保中原通向西域大道的畅通无阻，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河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发展了河湟地区的交通道路；另一方面，松先锋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国之后，与唐王朝的关系也不断发展，双方来往使者不断增加，出现了史书所载“金玉绮乡，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①，这无疑也推动了这条交通路线的最终形成。
（1）唐蕃古道的东段
关于唐蕃古道全程的走向，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从有关资料分析，这条古道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东、西两段；其东段在唐域，由长安至鄯城；西段在蕃域，由鄯城至逻些（今拉萨）。东段的道程，与历史上“丝绸之路”南线的走向大体上是一致的。
由丝路南线至河湟的这条道路，从史料上来看，至迟在隋代已成为有史可鉴的具有“官道”性质的大道，成为联系中央与陇右地区诸州、郡、县之间的要道。唐代以来，为了保证中央与河湟地区交通的畅通，在由关中通往河湟一带的沿线多置驿馆，维修道旁的州（郡）、县城堡，还新筑或迁筑了一些州（郡）、县于道路沿途，使得道上城寨、驿馆相连，形成唐代长安至鄯城一线的正驿官道。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所载，从长安以西，出陇州，经秦州、渭州、武州、兰州、河州等州郡，可抵鄯州②，唐代文献表明，唐使入吐蕃，多经由此道。如《全唐文》载唐使吕温入蕃，系由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经河州往蕃；《新唐书·吐蕃传》载刘元鼎入蕃，也是经过武州、兰州而至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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