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明代高利贷资本运营中的存款、放款两种活动形式。第一部分说明了自从北宋时期产生正式的有利存款之后，至明代又得到了发展和普遍化的情况；第二部分分别叙述了典当业中的专业动产抵押放贷；一般私人及商铺的动产、不动产及人身抵押放贷；及各种信用放贷，如个人信用，他人担保信用等等。
关键词 明代 存款 放款 抵押放贷 信用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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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期已有放贷取息之事，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则是在春秋、战国之后。以后各代高利贷资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活动形式也日益复杂起来。自宋代以后，因资本积累的发展及流通的加快，在放贷之外，存款也随之产生。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探讨，本文拟从存、放两个方面对明代高利贷资本活动形式作一考察。
一
因安全、保密或使用等方面的需要，至少在秦汉时期便有了货币及其他财物的窖藏之事，唐代以后，还有了比较专门的经营货币寄存的柜坊。但是这种寄存，不论是由私人偶然进行的，还是由柜坊专门经营的，都还只是一种因人的关系而导致的保管，或是一种需要支付费用的寄存，还不是正式的存款。
正式的存款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在官营抵当所中产生的。熙宁四年，宋朝政府设立抵当所，以检校库的财物放贷取利，不久以后，首都东京的一些衙门如开封府杂供库、国子监、都水监、律武学都拿出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钱财存于抵当所，委托它生息。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式的存款得到了发展和普及。
明代存款多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存于财主或商铺之中。其中有些看不出有取利息的痕迹，可能还只是一种保管式的寄存，而接受寄存的财主或商铺也不以之为资本进行营运；多数则是要求利息的，接受存储的财主或商铺也以之作为营运的资本。
前者如嘉靖左右，南京人顾澄，家饶于财，“有友劳君自东粤来南游，曾以重赀托公而归，归更数年取识，其笥封识宛然……无锡太学周公以千金寄公处，周君死，人无知者，呼其家人还之”〔1〕。
松江府华亭县杨周，家赀丰腴，“有侠贾者持金三千斤寄公所……迟十年而贾至，公倍其子母钱贡之……坚谢不受”〔2〕。
此二例，均未见有用这些存金投入经营的痕迹，甚至还表现为一种侠义性的行为。
后者如松江府上海人浦泽，以农起家，“尝储金二斤在故人顾君德、唐君贇处，托为子母以自给”〔3〕。
万历左右，“南京大中桥有吴姓者，父子为庠生，家业不窘，门前开一铺，请一先生教子有年矣。其先生患其妻之善费也，乃积赀变产，得二百金，密寄于主人家曰：每年取少利以自给，而本常在”〔4〕。
嘉靖左右，“有夏姓者，住嘉兴秋泾桥，夏与徽商吴氏纲纪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惧为见疑，乃驾言于吴曰：邻人夏有少积，欲藉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5〕。
洞庭商人席祯，明末经营典当于临清，清兵入“临清之破也，悉亡其赀，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将倒庋还之，绝去什一弗复事……”〔6〕
以上诸例，大体上都是因为日常生活目的而存款的。其中有的是存于有信义的财主之家，如前三例；有的则是存于商铺、典当之中，如第四例。很明显，这些存款者是按比较固定的利率取息的，其利息的多少与一定时期内生活费的多少应该是相适应的。
总体上说，明代的商铺及财主家庭均接受存款，从地域上看也是比较广泛的，有北京、南京、浙江等地，反映出存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信用发展的程度还是很低的，绝大部分还被人的关系所束缚，表现在存款者与接受存款者之间多数是主仆、亲朋故吏、同乡人等关系，因而其发展的局限性很大。而对这种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突破则是到清代以后。
至于明代存款的利率，尚未见有明确记载。
二
明代高利贷资本的主要业务当然是放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抵押借贷，一是信用借贷。
抵押借贷大致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由典当铺（有时包括印子铺）所进行的比较专门化的动产抵押放款；二是由商铺、私人所兼营的一般的抵押放款。
由前者看，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典当业均经营动产抵押借贷，自宋以后其业务逐渐丰富，开始向经营存款、放款、钱票发行、货币兑换、信用放款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转变。就明代典当业看，当铺也与其他各类商铺一样经营了存款，这一点已如上述。明代典当业主要业务仍是动产抵押放款。就抵押的物品来看，似以衣物为主，包括金银珠宝、名人字画、家具器皿、待销的商品等，笔者于《中国典当制度史》中已有所论。
典当铺之外，其他一般抵押借贷情况更为复杂，依抵押的物品之不同，大体有动产抵押借贷、不动产抵押借贷，还有人身抵押借贷。
从动产抵押借贷看，有以金银首饰、古玩、名人字画为质者，有以日常衣物、器皿、工具甚至以牲畜为质者，种类极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特殊的东西。总体上说，地主、商人、官僚、贵族之家以前者居多，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则以后者为多。下面先举一些具体例子。
嘉靖左右，陕西三原有胡汝宽，常常放债，“人困者多仰给，公又放宽期约，即有以田畜质者固辞不取”〔7〕。
明末江西抚州“乡村农户，身无余钱，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命，或质衣物，或为庸力以谷准直……”〔8〕
王敬臣“尝命仆以银器质子钱家，逾年赎之，而子钱家误与金器，促仆还之”〔9〕。
松江府上海县大官绅地主潘允端经常接受别人动产抵押，其抵押品主要是古玩、字画、砚石、玉杯、文献典籍等。这由其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的日记得到了反映。〔10〕
一些官员和军官则常以应得俸禄为抵借钱。弘治三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书马在题本中言：“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额该见任军政、其余带俸并多余见任俱在各营操练，带俸都指挥亦在其内，各因家道贫难，预将俸粮立约与人揭借使用……”〔11〕
顾清记载：有一年夏天，因官府征敛峻急，“米价翔贵，民以青苗一亩，典银三钱，纳粮一石，至典田五亩以上。”〔12〕这是以田亩中的青苗，也即秋天的收成为抵押借银。
徽州府歙县岩镇有商人阮弼，其父家饶，乐于赈人之急，“诸告急者至，无虑赢诎应之，无以应则为之出所有而质子钱家，质穷则假他人之有以为质”〔13〕。在自己没有适合的抵押物品时，竟至于借物作为抵押，充分反映了动产抵押借贷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