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那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相对的均衡性、同一性和稳定性，事物的这种性质，使采用稳定的、准确的概念来“把握”现实成为可能。现代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所指”与现实的稳定关系的假设上的。这种假设是科学主义的产物。作为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毛泽东深深的怀疑这个假设，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之中，假设一种概念是固定的和僵化的，那么，就意味着它指涉的现实是固定的和僵化的。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对“现代专制主义”根源的最深刻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表面上的“私有制”或者“官僚政治” 与现代专制主义的表面上的联系，直接直向现代性方案的规划框架本身。毫无疑问 ——不遗余力的鼓动和正视现实的变迁，清醒于现实的不确定性的信念，使毛泽东不承认某种概念本身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毛泽东主张不断“开放”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所谓“文化革命”也就是指在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领域里，对这些概念进行颠覆和造反，把这些概念理解为话语实践。——这些概念包括：阶级、阶级斗争、政治和生产力诸如此类现代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底座和基石。

在这些概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教义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甚至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这种固定的联系并不存在。在他那里，现代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虽然主要是阶级斗争，但是，政治活动的动力却并不总是围绕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来的。

它今天，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发展有许多貌似相同的地方。但是实际上，由于它们发生的历史条件和针对的问题，特别是解决问题的指向非常不同，所以，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强调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它们的确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现代性造成的“政治的终结”。——-这就是“革命政治”的终结，政治在被合理化之后成为被动的，官僚化的，“反革命”的力量。

具体说，尽管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把"财产关系"看作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分析对象，——-这是它们与经典马克思的显著不同，但是，它们这样看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总体物质生活的提高，由"财产关系"造成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恶化状况，已经大为减弱。相对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政治变成了科学管理，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政治统治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造成人们参与政治和政治反抗的能力大为减弱，而这些都是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

这样的“政治终结”同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虽然马克思不是一般的要求废除私有财产，而只是要求废除那一部分被当成“资本”的私有财产，但是，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私有制，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才可能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间的根本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意味着“政治的终结”。

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不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减弱，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废除了""财产关系"。但是，与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发现，这样的废除"财产关系"也带来了相应的后果，那就是，把围绕着"财产关系"的社会利益纠葛和社会利益的分层，转化为 "政治地位"，"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分层的纠葛和分层，斗争。于是，看起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上相似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关系"也成了"衍生物"，而阶级地位，政治地位和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即所谓"红"——-成了社会分层和"确定身份资格"的标准，相应的，围绕着意识形态优先性的斗争成为政治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的政治不是围绕着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围绕着“身份政治”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废除财产关系"，既决定了社会主义" 革命"的特征，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结构建设"的特征。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的革命，是一种自觉意识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因而自觉去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但是，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从"生产关系"入手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作为这种革命的继续，也必然是围绕着这种"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即使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和集团，成为领导和支配阶级和集团，其他则是被领导和被支配集团。同时，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废除了财产关系，这样，就使分割社会利益的标准，"确定社会身份资格"的标准，不可能是围绕着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而只能是围绕着"先进阶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样，围绕这些东西的"竞争"和"斗争"——--对于这些"红"的身份和资格的争夺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动力，而"财产经济关系"反倒成了"衍生物"。于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的确也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它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斗争"，而是表现为" 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是围绕"经济能力"而争夺，而是围绕"政治表现"而争夺——--这就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财产私有的经济关系，造成了相对的经济平等，但是，也就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它就不可避免的使围绕政治(身份)的斗争代替了围绕经济(身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不可避免的使政治的不平等，代替了经济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的围绕" 先进生产关系"的标准建立"身份政治"，以此取代围绕"财产经济关系"建立的身份政治，其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困境：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方式来追求平等的社会，却造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不平等关系。这个困境不在社会主义是否发展了"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实际上没有象它宣称的那样——--彻底改变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不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但是，这却不等于说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斗争，就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关系的实际上不合理之上的，无论这些矛盾是否"破坏了生产力"，无论我们是否用苏联的"承认这些矛盾就会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借口压抑这些矛盾，——-这些矛盾早晚是要爆发的，是不可能绕过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所说的以政治为基础的新官僚阶级就是这种特定的阶级分析视野的一个发现。迈斯纳指出：正象当年对中国农村进行阶级分析一样，毛泽东也对新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和苏联一样，(在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旧统治阶级消失了，但同时出现了以政治为基础的新官僚阶级。”“官僚主义者的势力，特权及其起源在于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的运用，——--集中在拥有政治权力而不是占有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和社会关系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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