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统治者讲究以“礼”治国，其重要理念之一，便是使民无争，民无争则无讼，这既是“礼”的表现，也是天下太平的标志。孔子曾经自我标榜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无讼”也就成为儒家治国行政的最高境界。《唐律疏义》之为后世奉为立法圭臬，也是因为律文简要、“一准乎礼以为出入”[2]。但社会的发展却并不按照统治者所定下的规则行进，社会矛盾、经济纠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不管统治者愿不愿意，听讼实际上已经成了地方官员的主要事务。[3]正如明代学者丘浚所说：“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茍非聴讼者中而聴不偏，正而断合理，则以是为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则相争，次则相鬬，终则至于相杀，而祸乱之作，由此始也。是以为治者，必择牧民之官、典狱之吏，非独以清刑狱之具，亦所以遏争鬬之源而防祸乱之生也。”[4]明清时期，不仅诉讼已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之事，一些社会关系复杂、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讼风”更成了令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江西、湖广即今日之湘鄂赣地区尤为典型。

一、江西的“讼风”

江西“讼风”始于唐末而盛于宋明，并在明清时期随着江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向湖广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等地扩散。[5]
《隋书·地理志》说：“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俗少争讼，而尚歌舞。”[6]《宋史·地理志》则说：“永嘉东迁，(江南东西路)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争，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之然耳。”[7]是在唐初以前江西尚无诉讼的风气，历唐至宋，则风气大变。
《隋书》和《宋史》的修撰者言及江西习俗，无论是隋时的“俗少争讼”，还是宋时的“尤好争讼”，都将其和“吴中”、“江东”即今日江苏省的南部、昔日人们所说的“江南”地区联系在一起。但是，比起吴中、江东，江西的“好讼”引起了社会的更多关注。
晚唐民谚说筠、袁、赣、吉四州民风：
筠袁赣吉，脑后插笔。[8]
北宋沉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直指江西人“好讼”：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9]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也说：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10]
江西人的“好讼”，也引起宋廷的关注。《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言臣僚札子：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乞付有司禁止。国子监看详，检准绍兴敕：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今《四言杂字》皆教授词讼之书，有犯合依上条断罪。[11]
可见，在两宋时期，江西人“好讼”的风气遍及城乡，其影响则远远超出江西自身的范围；并且，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民众自发的阶段，形成了专门的职业，为了适应这一职业的需求，“讼学”悄然产生。
宋元易代，但江西的讼风却在延续。
明太祖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政权的高效机制，以重典治天下，希望将所有的社会活动纳入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讼风”自然不允许继续存在。为此，明太祖一再命户部向既为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松等地发布“榜文”，要求这里的民众息争止讼、应役输粮：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12]
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设若法司得人，审理明白，随即发落，往往亦要盘缠。如法司囚人数多，一时发落不及，或审理不明，淹禁月久，死者亦广。其干连之人，无罪而死者不少。详其所以，皆由平日不能互相劝诫，不忍小仇，动辄经由官府，以致身亡家破。如此者连年不已，曾无警省。今后老人，须要将本里人民恳切告诫，凡有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项细微事务，互相含忍。设若被人凌辱太甚，情理难容，亦须赴老人处告诉，理事轻重，剖断责罚，亦得伸其抑郁，免致官府系累。若顽民不遵榜谕，不听老人告诫，辄赴官府告状，或径赴京越诉，许老人擒拏问罪。[13]
在发布告民榜谕的同时，对热衷参与讼事的“刁民”进行严厉打击。兹列《大诰》所举洪武十八、九年间明太祖亲自过问的几个案例。
江西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四十五人，称其为害民之胥吏、皂隶、豪民。经通政司提审，令原、被告面质，但原告郭和卿竟“默然无对”，坦言所有被告人的姓名、劣迹，都是一个名叫周继奴的人所提供，自己只是代人投诉。[14]又浙江处州松阳县民杨均育，与同乡叶惟宗不和，便以惟宗的名义，告其兄叶允名为积年老吏、弟叶允槐为逃军。待官府勾提原告，叶惟宗愕然不知。[15]又有福建沙县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不务生理，专在城乡搬弄是非、起诉词状。经官擒获严惩，仍然不改旧习。[16]




[1] (魏)何晏撰(梁)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六。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书二·唐律疏义》。
[3]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六《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
[5] 关于明清时期江西的“讼风”，拙稿《明代吉安的诉讼》(载《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和《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载《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赣文化研究专辑》)曾经作过初步考察，许怀林教授则在《民俗“好讼”》(同上)一文重点讨论了宋代江西的讼风。但两湖地区明清时期的诉讼则未见论列。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成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在该书中，我论及了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并将其与当时的人口流动联系起来，但未暇作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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