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让那些精通“预测”的现实主义大师们哑口无言，实际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不能为苏联的解体自圆其说。理论通过使现实简单化，使我们相信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理论还提供了政治的理性基础，所以一旦理论失去了这些功能，当理论不能说明重大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向我们展示“当前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反思一下我们的思路和观念。冷战的结束实际上给众多新型理论——例如两枝世界理论，软权力思路研究，地缘经济理论，世界秩序新论，文明冲突论等——以崭露头角的机会。而其中，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引起人争鸣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而在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大加挞伐的同时，许多的学者并没有很好的理解或者诠释作者的思想，人云亦云，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因此，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文本进行解读，以期能够更好的了解亨廷顿的思想脉络，以及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真实意图等。
关键词：文本解读 文明 文化 宗教 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共存
(I) “文本解读”简介
“文本解读”——这种解读的方法更多的运用在文学或者某些哲学的对象领域中。例如，在哲学范畴内的文本研究方法，主要有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进入”，加达默尔的“解释学语境”、巴赫金的“复调逻辑”，阿尔都塞的“症侯阅读法”以及巴特—克里斯多娃的“后现代互文性文本理论”。【1】而所谓的“文本”，根据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理解，其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对于读者当然是确定的，但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性质，却并不是对于所有读者都是一样确定无疑的。而作为解释学所积极提倡的一种研究方法，文本(text)研究所极力强调的是解读文本，努力做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当然，正如聂锦芳先生所言：“……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净尽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2】，但无论如何，也正如聂锦芳先生说的：“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得以真实的显现出来。”【3】作为一种解读的方法，文本解读也需要一定研究思路，而这种思路，按照聂锦芳所说的：“……要以文本本身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然后再把这些思想和问题放在思想史的演进过程和当代社会的变迁中，理性而客观地为其现实价值定位”。【4】在这里，由于学生本人的知识乃至能力所限，也不可能全部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来进行。事实上，对于亨廷顿的文本解读，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来进行。“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等流程上是可以忽略的，亨廷顿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阿多诺，在文本解读的研究思路上，有一些流程我们可以放弃，因为他的思想毕竟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中去，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等哲学大家的思想深刻。然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流程”可以借鉴运用到亨廷顿的文本解读中来，从“产生的背景”，“思想内容”，“理论体系”乃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来进行解读，我们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亨廷顿的思想，也可以更好的将其纳入整个研究的框架中比较分析。最主要的是，这种分析接近于与作者直接对话，能够通过自己的解读获得作者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让自己在别人对亨廷顿思想的挞伐声中迷失了方向，不懂得鉴别对与错。
（II）“文本解读”的思路简介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对亨廷顿的文本解读主要沿着其“思想产生的背景”，“思想内容”以及“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3个主要方面的脉络来进行。但在这里，有两点说明。
第一：尽管“版本渊流”这一个环节被我所省略，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有必要说下。在当前评价亨廷顿的众多文章中，我注意到其中的大部分学者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亨廷顿的一篇论文——《文明的冲突？》和其后的一本著作——《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上，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主要的学术成果沉淀了亨廷顿主要的思想——文明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下去为什么作者会重视文明（文化，宗教）这些“观念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物质性因素”？为什么作者会主张文明的“冲突”？为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东方压倒西方就是西方压倒东方的“零－和”结局？为什么他会在最后摆脱理论家的“本份”，给美国政府乃至西方文明国家出谋划策呢？，我们就很有必要附加的研究作者在此前或者此后的一些“文本”——《第三波——二十世纪末民主化》、《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在《文明的冲突？》发表前几天他在国际学术季刊《国际安全》发表的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国际领先为何重要？》，通过这些附属的文本与之前的两个文本共同进行研究，会让我们全面的认识亨廷顿的思想。例如，在面对“政治冲突的本原”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学者更多的倾向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或者文明作为一个观念性的要素，其属于意识的范畴，也将其生硬的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中去。于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如此批评亨廷顿：“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是势力－利益行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势力－利益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精神性的文化宗教传统没有多大的规约力，“利益重于文化”【5】；另外一个学者则说得更具体：人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无关的冲突只是个别现象，“未来的冲突的强度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环境……的压力的大小，如果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那么看不出会有其他理由导致重大冲突。”【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看法有合理的一面，但应该说“经济决定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公理，充其量只是一个冲突的原因而已，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起源于经济矛盾。中国学者的这种观点更多的是越俎代庖，用自己的观点、思想代替别人的思想、观点，既不懂得“移情”，也不懂得先认真的剖析再做定论。事实上亨廷顿是研究第三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泰斗级人物，其也研究过暴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他承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有助于政治稳定和减少暴力冲突；另外一个方面，他论证了动乱未必起因于贫穷。他还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种族矛盾比贫穷更容易导致暴乱”。【7】其次，在研究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时，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关系固然十分密切，同时也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其在《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本中所做的序言也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在实践上，儒教或儒教影响下的社会一直是不欢迎民主的。”“在实践上，除去一个例外（土耳其），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任何一关时间内维系过完全的政治民主制度。”【8】以此分析，“亨廷顿从未承认过经济矛盾导致政治冲突的简单因果关系，他的文明冲突论是有其相应理论基础的，其首要前提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精神因素，同经济利益，实力等物质因素相比，更能影响政治结果”【9】。“在现代世界上，宗教是激励和动员人们的一个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10】因此，将这些附属的文本参与到原先的原本中去，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会认为是文明、文化等“观念性因素”的冲突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利益”的冲突会是未来冲突的主流，也可以批判的看待某些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批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