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道

（一）. 时到机来
（二）. 当代发达国家大本大源小考
（三）. 真儒精义及其可用性
（四）. 中华“心态文化”建设优选方案
（五）. “权力制衡”突破口

结束语

参考资料

（一）. 时到机来

毛泽东去世，文革写下句点，在党心民心强烈求变思治之际，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顺应大势，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开放新政。新政的根本特点集中到一句话，就是大幅度“向私让步”。据此破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紧箍咒，公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从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模糊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鸿沟，解开计划经济的自缚绳结，放松生产资料私有制禁区，制订一系列鼓励、照顾和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本国人民和外国投资人的私心积极性。

“向私让步”，本是中国历朝每逢大乱大难之后，日子过不去时的应急招数，总是屡试不爽，“一抓就灵”，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下子将中国带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成就辉煌，举世惊艳。经济增长速度高居全球前列，国内生产总值（GDP）1979～1990年平均增长9.15%，1991～2001年，又在此基础上保持平均增长9.85%的速度，近三年的增长率仍高达8.3、9.1和9.5％。民生迅速改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由1970年的第13位升至目前的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第2位。

取得如此显耀成绩的原因，除了主观上的转变，还有世界政治形势和全球经济格局提供的非常机遇。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他说，“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东西方冷战对峙趋于结束，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互惠合作体制成熟化，资金来源富裕渠道流畅，新科技革命带来了加速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可能性……形成了一个空前有利于中国崛起的现代国际大环境。反之，如果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就根本不能想象中国会有这样如鱼得水的好运气。

主观积极因素和客观有利条件珠联璧合，催生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这里仍然缺少了构成和谐社会两大基本要素――“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

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治乱循环中，不乏求变图治的有利时机，但一次次都因缺少一种韦伯所说的转辙器功能，亦即本文反复论证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推手调控作用，错过了走上和谐、发达登云路的机会，重复转圈不止。唯有西周“成康之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历史阶段，“激发时机”导致和谐、发达的上升趋势，可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一旦“心态文化”推手变质转向，这种趋势就顿失凭藉，难以为继了。

今日中国正处于空前有利的“激发时机”，已经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究应如何好自为之，告别那血泪斑斑回头路，从此跳出历史循环怪圈，乘胜进入和谐发达、前途无量的优化佳境呢？

中国本来没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作为“政教合一”的准宗教型“儒教”信仰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借孔子令名以行之的伪学，一种抹煞人民自我意识的超级愚民工具。随着君主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而失去了法定思想统治地位。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孔运动，蒙冤千古的孔子及其真版儒家学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轮番践踏，反复否定；本应遭到清算的伪儒，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幸存了下来。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和全体人民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异化成了一种伪儒型的假马克思主义。根深蒂固的伪儒传统，不仅没有因批孔而摧陷廓清，反在革命化名义下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至文革而登峰造极。随着文革被定性为一场浩劫，改革开放新政冲破了旧教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变天，神圣高洁的信条统统顿失凭藉，除了伪儒酿就的“国民劣根性”如胶如漆、挥之不去，十几亿中国人人集体失去了思想信仰，而且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危险的“信仰真空”状态。

因此，中国社会突然释放出来的私心原动力，缺乏必要的良性调谐因素，处于一种与中国特色伪公共舞的畸形矫情态势，具有假公济私、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虚而不实、极度贪婪等种种自私恶性特征，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也难；加之“权力制衡”机制缺位，绝对权力必然造成绝对腐化，制度性腐败日益严重，“以权谋利”、非法敛财之风空前飚涨，社会不公、道德沦丧之势不可抑制，假冒伪劣现象铺天盖地而起，但见贫富悬殊、官商勾结、骗局充斥、治安恶化、金融混乱、环境破坏、资源枯竭、黑社会势力泛滥……给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锦绣前程蒙上了浓重阴影，形形色色社会危机已经狰狞毕现。

最可怕的是假共产党员大量涌现，他们不是在党籍文件上造假，而是披着为人民服务和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高洁伪装，执掌生杀予夺和支配国家财富的大权，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窃国害民，包括圈地卖官牟取暴利，拖欠民工血汗工资，侵吞银行贷款和国有资产，数以千计高官挟亿万巨款外逃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年年反贪，年年打假，却越打越猖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腐败顽症已经渗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其规模和表现早已突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水准，直逼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

今天中国表示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标准0.4，甚至有学者认为已接近不可接受的0.60。70年代以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未超过0.2。在百层高楼、豪华别墅、奢侈盛筵、耗资钜万的政绩工程大墙后面，暴戾之气四处弥漫，社会公正原则岌岌可危。

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不仅难于维持社会安定，更且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因此即便侥幸免于火山爆发般的大规模动乱，也无法获得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包括自我发展和消化推广先进科技）的终极优势，只能长期仰仗低成本的引进手段即所谓“拿来主义”亦步亦趋，在赶超口号中不断“填补空白”。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依靠投入大量资金和廉价劳力驱动增长本身是一个有限的过程，经济持续发展进步的主要的可靠的支持因素是科技创新和改进管理，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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