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出来了，但和往年不同，大家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心态在紧盯着这个榜单。缘由大概在于此前不久，正好有高官说，去年上榜的富豪们很少缴纳个人所得税，结果刘晓庆进去了。然后就有文章说，收他们的税，保护他们的财产，切莫不能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严峻的时候，煽动底层的仇恨重演“仇富情节。”然后再有文章说，现在中国越来只重发展而不关注底层民众的痛苦，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身边贫穷的人和物的烦恼、厌恶甚至仇视的“仇贫情结”也在蔓延。在仇富仇贫的喧嚣中，福布斯榜单显得格外突兀，据说这次上榜的富豪，大多表示担忧，愿意低调，担心“枪打出头鸟”宁可锦衣夜行。这种无论贫富均难免一仇的复杂心态，也许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某种欲进趑趄、欲退彷徨的氛围。
　　撇开现在中国富人穷人的纷争不说，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国千年来，或贫困或富裕的阶层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如何的。
　　唐朝算是一代煌煌天朝了吧，当时最为骄奢淫逸的是“宫中”，例如白易居在其《红线毯》中说，“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宣州的红先毯来得既温且柔，结果是“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遍阅白氏的乐府诗集，富人还真远不如“宫中”来得气派。
　　贫富于权力王法之前一文不值还在吴思的《潜规则》中显露无疑，吴思说，他曾经见过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说的是“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有这样的圣旨，管你是北京城里富甲一方的商贾，还是做血汗小本生意的走贩，甚至是天桥卖大力膏丸的，只要是官府来勒索，你一律只有乖乖地奉上，皇上分明说了，“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拿了打了宰了，岂敢抗争？
　　我还曾去过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乔家在清康乾盛世时已是巨富，其大院三面临街，孤零零立在闹市中，尽管当时周围不过是些低矮的平房，但乔家大院仍被建成一座为全封闭的十余米高的城堡，富裕的乔家子孙就被巨大的财富压垮，守着惊人的财富住在这样的活死人墓中。乔家和绝大多数晋商一样，其发迹史相当青白，其子孙也笃守仁义，乔家也许经得起商海的惊涛海浪，但却经受不起官患的巧取豪夺，经受不起周围仇视的目光，一次次洗劫一次次革命，终于让乔家衰败不堪，最终只有这阴森的大院飘散着当时繁华的一缕烟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富裕群体，能够从王法，从仇恨中幸存下来。所谓富可敌国，也许其悲凉的本意，竟然是说，太过于富裕，就成为国家的敌人了吧？而一旦成为国家的敌人，不仅财富，连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
　　就是在20世纪初期，一些漂流下南洋的华侨，终于落叶归根回到故土等待老死，但他们竟然在生育他的这片土地上，必须倾其所有，建筑高墙森然，配备了了望台、射击孔、轻重武器、探照灯和电网的碉楼，将自己的余生就禁锢在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富丽监狱的碉楼中！究其原因，一怕官府二怕匪患。这些悲剧式建筑，竟然在百年后的今天，因为其仍然或屹立在山冈上，或散落在田野村旁，或罗马式、法兰西式、意大利式、德国碉堡式，竟然成为现在子孙欣赏欧陆风情的佳境。当年以在异国漂泊寂寞的血泪筑就在本国惊惧中苟渡余生的碉楼，演变到子孙眼中的云淡风轻，岂一个贫富的黑色幽默可以阐述！
　　如果说“仇富”由来已久，那么就不难理解，在富人们缴税不多时，一时间群情激愤的文章如何生产出来。但所谓“仇贫情结”倒还是一个新鲜的称谓，日前也有文章说，中国社会不仅要警惕“仇富“，更要警惕“仇贫”。据说现在中国“仇贫情结”愈演愈烈，这和“仇富情结”相应成趣，如此生活中还有哪些人是不被仇恨的呢？想必并不存在一个不富不贫的中间阶层，即使存在，他们也会因遭受来自更上层富人的白眼和更下层穷人的鄙视之夹板气而尴尬万分。一些文章上言之凿凿的“仇贫”，实在有浓烈而言不及义的愤青味道。
　　何谓仇贫？有人愤怒地将其归结为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中国社会曾有过根深蒂固的“仇富情结”，突然因道德的沦丧这种心理走向其反面。 据说复旦大学新生丁玮的父亲因早点摊被取消，筹不到儿子的学费而“引咎”自杀是“仇贫”所致。据说对“现代化”、“城市化”的简单崇拜。“穷怕了”，以为高楼、广场、绿地、大马路就是“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与国际接轨”，指望着城市整体的发展和“现代化”自动地连带改善穷人的生活等等，也是“仇贫”。据说为维护自己的“视觉”特权。对某些衣食无忧的“体面人士”来说，开小店、踩三轮、住破屋这些穷人的生活图景，妨碍了自己的出行方便不说，光是看着就不顺眼、不舒畅——这绝对不是猜测，许多小商铺被一股脑拆除、擦鞋女之类被四处驱逐，唯一的“罪名”就是“有碍观瞻”，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仇贫”。
　　甚至据说日益强烈的对下层人士的不信任，诸如小商小贩多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穷人中偷盗、吸毒、欺诈等恶习的比例更高等等，也是“仇贫”。
　　然后就有人悲鸣，说与“仇富情结”一样，“仇贫情结”也是可怕的，甚至更加残忍——只为自己的“视觉舒畅”而不顾他人死活。它泯灭了社会的道德关怀，扩大贫富之间的物质与心理鸿沟。一个族群分裂、缺乏同情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对于仇贫的说法我尤感莫名其妙。复旦大学新生丁玮的父亲因早点摊被取消，筹不到儿子的学费而“引咎”自杀，那个摊点被撤是哪个富人所为，还是官府所为呢？现在因铺天盖地的城市绿地、照明、广场工程而将贫民窟拆了去，将沿街叫卖的小贩赶得惊惶万状的，是腰缠万贯的富人能做到的吗？将所谓盲流抓上卡车，劳役后遣送回农村的是富人吗？如若中国的富裕群体还不享有如此大的神通和能力，那么是谁在制造仇贫悲剧呢？
　　我们仍然不妨看一看过去，白居易的“卖炭翁”是小学生都能琅琅上口的，那么一个衰迈的老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结果呢？却是“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时间过去了千年，卖炭翁的悲剧是否就杜绝呢了？我更担心，昔日卖炭翁的“泥中歇”，变成了现在的“随地违章摆摊设点”；当时宫中还有绡绫之类点缀，变成了没收小贩的三轮车水果蔬菜另加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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