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宋代两浙地区，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和草市、镇的大量兴起，农村市场快速发育和成长，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两级市场网络，并与发达的城市市场结合，进而形成了区域性多层次的等级市场体系。但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又是有限的，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英文摘要】The during Song Dynasty,with the aris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towns in Liangzhe area,market grew up rapidly in the countryside,andthe system of market network appeared.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market towns was limited and they were different level according to thearea.

【关 键 词】宋代/两浙路/市镇/农村市场Song Dynasty/Liangzhe（两浙）/Market Towns/Rural Market

【正 文】
商业性市镇在乡村和城郊地带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两浙路（其范围约当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苏南部），各种市镇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引发了农村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导致了局部地区乡村都市化现象的出现。下面，本文从市镇的角度出发，试就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形态及其局限作一探讨。

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

宋代的市镇总体上可分为草市和镇两种。其中，草市多为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承担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功能；镇是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中心地，起着农村中心市场的作用。

草市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在两浙地区，早在六朝时期，就兴起了不少草市，如吴兴郡（治今湖州）的陆市（又称新市）[1]、会稽郡（治今绍兴）的临浦市[2]等。但直到宋初，草市的数量仍相当有限，且大多只是相邻村落之间互通有无的一种交易场所。从北宋中期起，随着两浙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由城市深入到乡村，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规模和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如太湖流域的苏、湖、秀、常等州，是全国最著名的粮食产地和输出地之一，民间广泛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3]、“苏常熟，天下足”[4]之类的谚语；婺州的纺织业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5]位于浙西山区的睦州（严州），“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6]是重要的山货输出地。这种活跃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给两浙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市场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各种草市大量涌现。据毕仲衍《中书备对》记载，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共有坊场河渡1238处，[7]其中相当部分即属于草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云：“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假设在两浙路的坊场河渡中，一半为河渡，且一地数坊场（即一处草市同时设有酒坊和税务）的重复率为1/3，则草市的数量仍达200多个。宋室南渡后，两浙路的草市数量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目前尚有史可考的就有500多处，[8](p450-477)实际数量肯定还要多。即便以500处计算，其分布密度就已经相当高了。从地域密度看，两浙路约122622平方公里，[9]平均245平方公里即有1处；从人口密度看，南宋时期两浙路户口的最高记录是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的2898782户，[10]（卷83玉牒初草）平均近5800户即有1处。特别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东沿海地带，分布尤为密集。如到南宋中期，太湖周边的平江（苏州）、嘉兴（秀州）、湖州等地，共有草市200多处。

与此同时，草市的形态也发生显著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第一，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功能日益增强。早在北宋中期，两浙路草市的商业就已相当活跃。以前文提到的熙宁九年坊场河渡的情况为例，虽然两浙路的坊场数量在全国23路中居第12位，但年税收总额却仅次于成都符路而高居第2位，可见其个体商业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要高得多。特别是那些兴起于大中城市周围和农村交通线上的草市，商业尤为发达。如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的龙山市、柏坎市，越州的龙山市，常州的岑村市，秀州的金山市、广阳市，温州的路桥市等，年商税额都在1000贯以上，几与一般县城相当；苏州的昆山市和杭州的浙江市更是分别高达7448贯和26446贯，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11]（16之7至9）到南宋时期，两浙各地的草市商业更是空前兴盛，不仅像浙江、龙山之类的城郊草市，“商贾骈集，物货辐萃”，“车驰毂击，无间昼夜”，[12]（卷21桥道，引冯楫中兴永安桥记）而且那些远离都市乃至地处山区的草市也十分活跃。如绍兴府城西北50里的禹会桥市，“桥边多酒楼”；[13]（卷77舟中醉题）台州天台县山区的折山市，“折山山下簇人烟，一似吴儿笑语喧”。[14]第二，市场活动突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对外联系不断增强。北宋时，两浙路不少草市的对外商贸往来就已相当活跃，如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严州淳安县云程市，“其水陆达杭、越、衢、建，凡舟车日夜之所奔走”。[15]迨至南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如平江府的许多草市与浙东、闽、广等地都有密切的商贸关系。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有臣僚上奏说：“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11]（18之29）这里所说的黄姚、江湾、顾迳等草市，即分属于平江府嘉定、常熟、昆山等县。第三，专业性市场的大量出现。如南宋时期，绍兴府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是著名的杨梅和茨实市场，诗人陆游曾以“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13]（卷44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等诗句来赞叹这两个草市的兴盛；秀州华亭县的下砂市、海盐县的鲍郎市、明州鄞县的大嵩市等则是著名的盐业草市，年产盐量均在万石以上；嘉兴府（秀州）崇德县的濮院市（又名永乐市），是颇具规模的纺织业草市，“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16]

随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到南宋中期，在两浙路的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密集的农村集市网络。以绍兴府境内的鉴湖流域为例，在东西约100余里、南北不到50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多处草市，它们以绍兴府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其中，有的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常设市，如城西6里的西跨湖桥市，楼台参差，商船会集；[13]（卷55泊舟湖桥酒楼下）城西11里的湖桑堰市，“居民颇繁”；[13]（卷68行饭至湖上）城东60里的东关市，市街宽阔。[17]（卷4堰）有的则是村头路边的墟市，如城东北40里的小江市，“数家茅屋小江头”；[13]（卷67小江）城西南12里的亭山市，“一汀蘋露渔村晚，十里荷花野店秋”。[13]（卷17秋夜泊舟亭山下）在市时上，有早市、昼市、夜市之分。如城西南9里的三山东市，夜市十分活跃，“谁令屠沽居里中，鼓声终夜聒老翁”。[13]（卷64夜闻堤东卖酒鼓声哗甚）在市场形式上，除了一般性的乡村集市外，还有不少专业市场，如前文提到的梅市和项里市就是颇为典型的例子。曾长期游历鉴湖流域的著名诗人陆游，在其《剑南诗稿》的不少诗篇中经常提到诸如茶市、鱼市、菱市、笋市、花市、樵市、果市之类的专业草市。显然，在鉴湖流域，随着草市网络的形成，不仅将市场活动引入到各个乡村，而且使得原本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农村小规模商品交易活动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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