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神州中华，举国上下响应中央“以德治国”号召，正在掀起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新潮，大张旗鼓“重塑孔子”、 “复兴儒学”，意图借助孔门儒学挽救“信仰危机”，实现“道德复苏”。

近见有些学者提出了“儒化”政治体制救中国的建议。其中以“新兴保守主义者”康晓光先生的系列文章似最具代表性，拜读后不禁拍案称奇。康文针砭中国社会现状，指出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果然透彻明白、可圈可点；再读读他的“儒化”主张，则宛然可见那几乎断送了中国国运的“伪儒化”卷土重来，甚至比“伪儒化”更“伪儒化”的架势。

愚以为“儒化”无限好，贵在辨真假，谨防伪劣货。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真版孔子儒家思想，特别要弄清孔子儒家思想的体系，而非停留在反复陈述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教条，或“经典”片言只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继续把伪儒大师及其自欺欺人误国误民的的治国之道当作正宗偶像，那就不至于荒唐到了把“儒化”与中国政改的民主化大方向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未来与现代世界进步文明对立起来，沉湎专制政治永世其昌合法性黄梁大梦，深陷伪儒烂泥坑而不克自拔。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傳下來的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自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因此，这个“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长期伪儒当道的结果是，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学说真假不分，甚至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如果今天仍然理不清这笔荒诞不经的天字号糊涂帐，奢谈什么儒化不儒化，那就什么是非曲直也弄不明白了。

为求毋忘伪儒误国惨痛历史，便于透过假象认清真相实质，让我们简略重温一下这番千古恨事：

历史上的伪儒首席大师当推西汉御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天人三策”，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神学的变性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虚妄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唯上的“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准宗教型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借以取消民众的自我意识，否定“个人重要”的人本精神，使之成为贯彻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以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政儒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愚民治国方略。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作在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封杀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自由翱翔空间。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这套借孔孟令名而行之的伪儒学说，就是消灭中国人“个人本位”、“独立人格”的杀手，造就了千载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由此为始，中国臣民存在於天地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专制政权。一切谋求私利的自我意识被视为可耻的万恶之源，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只能“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董仲舒成功地篡改了儒家学说，但不可能一举手将人性中第一性居主动地位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赶尽杀绝。他的“义利之辨”，虽已趋向极端，但还承认“利”在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

到了宋朝，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侵犯祸乱无已。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前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於消极、出世，难於成为治国之道，於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伪儒思想家们配合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达到了一个史称後儒的伪儒理论新高峰，或者说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已往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学家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道德上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将伪儒愚民术推向了更加偏颇荒谬的极端。阳明学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到头来只能做一个“良知发现”、“无私无欲”、空疏浮陋，游谈无根的精神植物人。故晚明之世，王学风靡，正是国家道德沦亡，实力衰败之日。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一些进步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黄宗羲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并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色彩。王夫之认为，秦汉以后的儒学就绝大多数而言，并不是真儒，而是伪儒、败类之儒，因此提出了清理和重建儒学传统的任务。颜元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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