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界提出了「非连续性」、「断裂」等概念，与「文本批评」、「结构诗学」一样，这些理论对于个体作品或某一文学现象的独立研究，展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前景。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这样的研究中，各个「孤立的事件」渐渐代替了「变化」，「静止」代替了「运动」，历史精神在专执于「个体性」的过分强调中丧失了。

　　罗贝尔·埃斯卡皮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仍然是文学史的世纪。」1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编写新文学史（或曰现当代文学史）乃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有不少论者已把「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如何「重写」？尚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和试验。综观已出版的种类纷多的《现代文学史》、《现代小说史》、《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作，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大多仍是一种「概述＋作家作品」的老范式。稍进一步的做法，是或抓住「主要文学现象」，从「堆砌作家生平琐事」到热衷于「罗列史实」，或单纯就文学形式上的不同特点，干脆把文学史写成了文体史。总之，不是突出作家，就是突出文学现象，仍是当前的两种「治史」倾向。诚然，九十年代之初，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影响文学主要形式特征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并认为深入且抓住这种文化因素是「可行的路子」。2但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能读到一部突出文学精神的承继与发展的《现当代文学史》！

　　「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吗？」瓦尔特·本雅明1931年提出这一问题并说道：「我们今天似乎很快会找到答案，因为，所有的文学理论家大约都承认文学具有历史性。」3但文学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为人类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甚至还包容和接纳了艺术史、心理史等。单从史料的角度去陈述「事实究竟怎么一回事」，只能将自己居留于文学之门外而絮絮叨叨。文学史家不是炫耀藏品的收藏家（严格说来，也不是考古学家），他鉴赏、他批评，目的乃在于发现文学发展的精神轨迹进而抓取文学历史的本质。然而一个文学史家的「史识」，当还应包括其对文学、时代、人类心灵与希望的敏感和卓越的悟解能力。一句话，他应有历史学家的谨严敏锐而又有艺术家献身于理想的焦灼与善感。他首先必须是一位诗人──因为他要突入文学现象和作家的内在精神；其次才是一位历史学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主张「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而不是惯常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4来考察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这虽然似是一个时间性的提法，却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末的丰厚馈赠──因为它远比「近现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这些带着明显的隔断性质的概念来得准确（或者说科学）。中国新文学自然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末的「诗界革命」，而一种新的精神──「少年中国」5的精神──的宣言书，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黎明迸发出的呼号，这呼号既是对「老大帝国」的第一声「吶喊」，也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奠下了一个充满期待、渴求新生的反叛基调。「新民」、「改造民族灵魂」，是其基本观念。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概念，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时间上的「打通」，似更应包括空间上的「打通」。艾青先生1988年7月2日作的《序〈台湾新文学史初编〉》说：「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台湾，怎能算完整？怎不觉遗憾？」6然而甚么才是「完整」？我觉得艾青先生在这里的「完整」概念，仍类似于那种除夕夜之「团圆」观──无疑，它是一种真挚、温馨的中国式的家庭理想。但是，在文学的厅堂中（准确地说，是在「中国文学」的殿堂中），对于因为历史、地域和政治原因而被「隔绝」的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文学，仅仅一种客套的「请客入席」式的填空补缺，显然是太不够了，那样一种「一半加一半」地安插座位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确是到该打破的时候了。编写几本《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非但不让人感到它们与「另一半」（大陆）的「相加」，反倒让人更增悲凉的「隔断」感，就文学精神和文学历史的实质与发展而言，这样的做法其实毫无意义。

　　文学史作为历史，乃在于「过去与现在（包括将来）的关系」之中。这看起来是老话题，但这话题也正因为我们一直没能真正地去实践和完成而仍将是我们在新世纪的难题和任务。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贡献除了对「文本批评」、「结构诗学」与「非连续性」的重视外，尚有注重接受的「读者的文学史」理论。哈拉尔德·魏因利希说：「作品一旦存在，便开始了与各个历史时期读者的漫长对话。文学史的写作意味着描述这一对话的历史。」7这里的「各个历史时期读者」，包括了作为读者的各个时代的作家。或者，正是这种对话的影响、变化和发展，构成了文学艺术的历史。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或可以打通已经习惯了的「隔断」状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分隔）来谈论洛夫的诗作──尤其是其长诗《石室之死亡》与《漂木》，来给「而我只是历史中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老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石室之死亡》第33首）的「那滴泪」找出其「流浪」的轨迹及在历史之「脸」中的定位。诗人萧萧说：「台湾现代诗，无疑的，是承继胡适以降中国新诗的再突破、再精进。」8而在作为「二十多年来我国最有份量的诗人之一」9的洛夫身上，这种承继是极为明显的。

　　二　从「铁屋里的吶喊」到「石室之死亡」的宣告

　　塞缪尔·约翰逊在谈论莎士比亚作品集时说10：

有一些作品……它们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和确切的，而是逐渐被人发现的和经过比较后才能认识的；这些作品不是遵循一些论证的和推理的原则，而是完全通过观察和体验来感动读者；对这样的作品，除了看它们是否能够经久和不断地受到重视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他标准。人类长期保存的东西都是经过经常的检查和比较而加以肯定的；正因为经常的比较证实了这些东西的价值，人类才坚持保存并继续珍爱这些东西……人们崇敬寿命长的著作并不是由于轻信古人较今人有更高的智慧，或是由于悲观地相信人类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接受了大家公认的和无可置疑的论点的结果，就是大家认识最长久的作品必然经过最长久的考虑。而考虑得最周到的东西势必被读者了解得也最深刻。

　　让我们先来看长诗《石室之死亡》。洛夫的《石》诗发表以来已四十年，而三十多年来它所引起的争论和批评延续时间之长（至今未断），正证明了它的「经久和不断的受到重视」。李英豪先生在《石》诗集出版的前一年曾预言：「《石》诗的真正价值当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数十年后始被估认，而从《石》诗中，我们可见出中国现代诗，必然愈趋于纯粹而又繁复相克，必然更趋于精神上之深沉秘奥；理念的诗底时代必然过去，而只有个别平行深入的发展。」11他对于现代诗未来的断语固然显得大胆和偏颇，但却道出了《石》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独特意义及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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