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根据其在卡耐尔大学讲授的“文学理论入门”这门课写成的教材性质的著作《文学理论》，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讲“理论是什么？”和“文学是什么？它有关系吗？”尽管它遵循传统的做法仍然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但他的追问和应答已经体现出了后现代文艺学对待“理论”与“文学”的本质的新型的态度：不把它僵化、简约化和普遍化，而是把它语境化和多元化。在第一章中，他把理论界定为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予，或不参予的活动”，他认为理论包括多元的四个方面：“跨学科”、“分析和话语”“对常识的批评”和“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在第二章中，他甚至认为“文学是什么”已经不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它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和传统的研究事物必先确定事物的本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然后，他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介绍了五种理论家们关于文学本质所做的多元论述之后，它肯定文学在其本质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他说，“这两种观点都具有说服力：即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文学即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文学是一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机制”。[vi][6]在这儿，我们发现，后现代确实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了。这里对待本质的语境化多元化的态度，采取的正是后现代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二、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显然，这个命题是承续着上面“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这个命题的，其实，本质也是一种理论，实际的情形是，后现代把包括本质在内的一切历史知识（理论）都文本化、话语化同时也历史化和社会化了。而且，其中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新历史主义”，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后现代包含后形而上学的和后现代时代的观念，它拒斥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发展观，或者说拒绝把统一性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身上。”[vii][7]这导源于较早的知识社会学，其晚期的较为著名的形态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新的态度认识了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的“知识”和“历史”，发展起了新的“知识”研究范式和“新历史主义”。福柯对历史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历史不是线性的——它并没有确定的开始、发展和结局，同时也不是目的论的——它并不是有目的地朝着某种已知的目的前进。因此历史不能被解释为被某种神秘的命运和全能的神所控制的一系列原因和结果。对福柯来说，历史是多种多样的话语或多种多样的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艺术的、社会的、政治的。而这些话语在既定的历史时期里的相互作用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赖于统一的规则或模式，福柯把这称为知识范式。为了挖掘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知识范式，福柯发展起了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考古学家必须缓慢而且仔细地挖掘重重地层以展示过去的符号宝库，而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话语的每一层面，以便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人们的知识范式。从这个角度看，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每个时代和每个人发展起自身的知识范式，事实上，这种知识范式控制那个时代或人群如何观察现实。[viii][8]正是通过福柯，后来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学会了把历史作为话语（一种语言陈述形式），并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开始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本（包括理论）于是就成了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中的相互斗争的战场，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协商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每个参加者的知识范式的影响。这样，对历史的阐释者来说，他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他要受到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对历史的阐释也成了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动态的、处于进程中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历史观，它把知识（理论）历史化和文本化的同时，也把绝对主义驱逐出了思想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