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我同意王晓明的看法：五四一代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有特殊的诉求，而且不必在五四“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西方式的个人主义”；［（１）］但是我却认为有必要花点力气，去探讨当时所谓“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真正内涵。这种诉求在五四文化脉络中形成什么样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又展现何种风貌呢？夏志清所谓的五四中国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学界和一般读者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五四一代固然以中国“大我”的解放为前提，对个人“小我”的解放如何诠释？文学作品又如何处理“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关系？
举例来说，二、三○年代以“自我”为题材的“私小说”（I-Novel）风行一时，丁玲、郁达夫都以此闻名，故事主角都是耽于色欲、追求性解放的男女青年。当年张资平专写“肉欲”小说，主题都是男女主角追求自由的性关系，不是三角、四角恋爱，就是乱伦、婚外情，几乎部部作品都是畅销书；［（２）］又如强调感官色欲描写的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以超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手法创作，摆明了反“写实”、反“浪漫”的姿态，也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３）］这些作品强调的是自我的解放，而且似乎把自我的解放和性解放看成是同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对这类作家而言，性解放成为个人解放的前提，而个人解放则是国家民族解放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二、三○年代的文化脉络而言，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就文学理论的主张而言，这类强调性解放的作品，是否针对当时《新青年》所主导的政治批判文学路线，而蓄意创造一种反动的文类？如同王晓明所说，当年“文学研究会”主张的是“写实主义”，似乎企图“为文坛提供一个主导性的中心机构”（页１０９）；又说“创造社所以要打出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就是为了向文学研究会争夺理论的主导权”（页１１１）。张资平和郁达夫都是创造社的中坚分子，他们的小说描写对性解放的向往和对性压抑的不满，是否反映出创造社蓄意“争夺理论的主导权”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更有必要探讨究竟这类色欲小说透露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进一步我们要问的是，五四的“正统文学”（Literary canon）是否由于某些文艺理论的主导，而有意无意地排除了这些探讨个人解放（也就是性解放）的作品？不然的话，如张资平和新感觉派作家等曾各领一时风骚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文学史上消失呢？凡此种种，毫无疑问地，牵涉到文学史编撰和重写的议题。而今天要为这类作家重新定位，我的建议是，应该从心态历史（I’histoire dementalite）的角度出发，先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然后探讨这类色欲小说反映出什么样的文化心态。
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当年轰动一时的“性博士”张竞生。按张氏于一九二三年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了一场“爱情定则”论战，不旋踵间声名大噪。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时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也就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许能得到一点线索：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记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而“爱情定则”论战却几乎被遗忘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议题是：科学能否做为人生观的基础？以地质学家丁文江和哲学家张君劢为双方的代表。［（４）］“爱情定则”论战则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的“情人制”和“爱情定则”理论，引发出一系列的回响。这两场论战几乎同时在《晨报副刊》展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由五月初转载张君劢的“人生观”开始，［（５）］到六月份共登二十一篇；“爱情定则”讨论起始于四月二十九号张竞生的《“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到六月末共登三十六篇。张氏替悔婚另嫁的陈女士辩护，指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而张氏的理论，事实上是以反婚姻制为基础的。［（６）］
我之所以要比较这两场论战，主要在指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多为知名学者，如胡适、孙伏园、梁启超、吴稚晖等，而参与“爱情定则”讨论的，除了文人如鲁迅以外，几乎全是名不见经传的一般读者。这个现象可能是某种重要事实的指标，而由于五四研究一直偏重于民主、科学救国的迷思，这个事实便被忽略了。笔者要指出的事实是，民主、科学的关怀可能属于五四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的层面，而一般多数民众直正关心的多半是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因为这才是个人能切身体验到的。五四时有关性教育、爱情婚姻和优生学的刊物不胜其数，足以反映这一事实。例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一九二○年代就出了一套《世界婚姻文化丛书》，都是翻译西洋有关这方面的名著。篇名尚可考的有十一本，其中包括英国著名性学家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１８４４—１９２９）的《爱史》。［（７）］优生学家潘光旦就于一九三四年起陆续翻译霭理斯（Havelock Ellis,１８５９—１９３９）的《性心理学》。［（８）］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也有不少文章谈婚姻和美育的。张竞生生而逢时，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推动了的性启蒙运动能在当时掀起一阵旋风吧。
在谈张竞生对婚姻、爱情和性美学的观点之前，先看看他的出身背景，也许较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理论。按张氏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广东。众所周知，广东以出革命家闻名，如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还有首创民国的孙中山。张氏于一九○七年在新加坡偶遇孙先生，受其影响，决定前往北京就学，并从事反清革命。不料他经商的父亲反对儿子远行，年方十九的张竞生便一状告到地方衙门，最后县官竟判决做儿子的诉胜，张竞生终于如愿得偿，离乡就学。［（９）］儿子逼老子法庭相见，在当年可谓惊世骇俗，张氏果然天生反骨吧。
张竞生对中西方乌托邦传统都相当熟悉。由他的重要著作《美的社会组织法》（９／１９２５），可知他曾研究过太平天国的乌托邦理念。在书中，他指出他心目中“美的社会”的京都不是北京，而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他写道：“不必说南京气候较暖，尘土不扬，最优处是他的虎据石头，俯瞰长江，为南北交通的要道，是中外通商的咽喉。并且南京自太平天国灭亡后，被了满军所摧残，到而今尚是荒凉遍地，户口萧条，我们在此建筑安排，大可自由布道，不是如北京满处已被许多腐败的民居及衙门所占住。”［（１０）］
张氏的著作中也表现出他对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并不外行。他于一九一九年得到法国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卢梭的教育理论。二○年代末期他曾翻译卢梭的《忏悔录》。他在《美的人生观》（５／１９２５）中，特别声明他写书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可以实行的制度，并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为借镜：“古来许多理想的乌托邦，不能见诸实行，似乎为创造法无大用处的铁据。实则所谓乌托邦，如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等，虽然是与现在的社会不能适用。但安知后来进化的社会，永久不能实行这样的制度吗？”［（１１）］他摆出融合科学、哲学、美学方法的姿态，鼓吹由美的观念著手，改革国民的性观念，达到美的人生的理想；他在此书中所建构的，可说是一个性美学的乌托邦蓝图。他的计划涵盖食、衣、住、行各方面的美化，还有性育、娱乐等的开放观念：从饮食的品质、方法，妇女内衣、内裤的设计，居家住屋的设计、建筑，儿童性教育的推动，到裸体跑步、裸体游泳、儿童男女集体裸体游戏的提倡，应有尽有。张所建立的乌托邦蓝图，无论能否实行，从它受到的瞩目程度来看，至少反映出五四一代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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