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无论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批评，曾经有过一个很重要的带倾向性的现象，即所谓“向内转”。它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上，新时期以前几十年一直是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处于主流地位甚至霸主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必然是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的关系，用某些学者的话说，研究的重心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或“外部规律”，即文学与它之外的种种事物的关系；而相对来说对文学的“文学性”，文学自身的形式要素和特点，文学自身的内在结构，文学的文体、体裁，文学的叙事学问题，文学的语言和言语问题，文学的修辞学问题，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精神现象、乃至其他艺术现象的特征等等，则关注得不够、甚至不关注不重视，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就是不太关心或忽视了文学的“内部关系”或“内部规律”的研究。顺便说一说，对这种所谓“外部关系”、“外部规律”以及“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提法之是否科学，一直存在争论。有的学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所谓文学的“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其实正是文学的“内部关系”、“内部规律”，是规定了文学的本质特性的关系和规律。在我看来，“外部”与“内部”，本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某种范围里是“外部”，在另一范围里则是“内部”；从某种角度看是“外部”，从另一种角度看则是“内部”。在此，我对这种争论的是非曲直崭且不作详细讨论，只是为了方便姑且使用“外部”、“内部”指称我要说明的对象。 我认为，以往的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等）关注和研究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这些“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并没有错——当然，这里所谓“没有错”，不包括那些庸俗化的研究，例如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文艺学是必须进行这些研究、重视这些研究的；而且至今我们研究得还不够，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我们还应该大大发展和加强科学的文艺社会学、文艺认识论、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文艺哲学、文艺文化学……的研究，深刻地和科学地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各种同它密切相关的所有事物的关系。我们以往的文艺学的偏颇和弱点，不在于曾经进行了这些“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在于进行了不正确不科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内部关系”的研究。具体说，第一，进行这些“外部关系”研究时曾经出现过将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政治等关系“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第二，进行这些研究时具有某种“封闭心态”、“单一心态”、“排他心态”，甚至是在强烈的优越感支配下表现出某种“唯我独优”、“唯我独尊”的“盟主”或“霸权”心态，以至于我们的文艺学确确实实曾经只注意或只重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政治等等所谓“外部关系”和“外部规律”的研究，而不够重视或忽视甚至“蔑视”文学的“文学性”、形式因素、叙述和结构、文体和体裁、语言和言语、修辞等等所谓“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那是“小道末技”，那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那是重形式轻内容，那是西方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那是“唯心主义”的学术倾向…… “内转”启动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具体考察所以改变之故，大体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往长期的重“外”轻“内”、重“共性”轻“个性”，简单化地甚至庸俗化地视文学为认识生活的工具、服务政治的工具，不注意或忽视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特有的内在规律，造成了文学的艺术质量下降，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流行。如果检视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章和著作，究竟有多少是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呢？那时，我们没有文学语言学或文学言语学，也没有文学修辞学，也没有文学文体学，也没有文学形态学，也没有文学体裁学，也没有文学叙事学，我们不敢放心大胆地去研究文学的艺术形式问题、艺术技巧问题、灵感问题、潜意识或无意识问题、非理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艺术心理问题……似乎这样的研究是“歪门邪道”、“不走正路”。这样的状况，怎么能期望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文艺学学术研究活动和学术著作出现呢？这样的文艺学学术水平，怎么能够期望它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出现艺术水平很高的文学作品呢（当然，提高文学的艺术质量，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当人们反思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时，逐渐认识到以往重“外”轻“内”的弊端，从而不得不在创作上和理论上进行反拨，于是形成了创作和理论几乎同时“向内转”的局面。1986年10月18日的《文艺报》上，鲁枢元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对这种“向内转”的现象进行鼓吹：“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坛稍微做一些认真的考察，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我们差不多可以从近年来较为新鲜、因而也必然是存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中找到它的存在。”鲁枢元还以艺术夸张的口气说，“向内转”的文学“像春日初融的冰川，在和煦灿烂的阳光下，裹挟着山石和冻土，冲刷着文学这古老的峡谷”，它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对这种夸张我虽并不赞同，但他的描绘的确透露出当时文学从创作到理论的一种强劲趋向。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内因，是根本原因。二是外因，特别是外来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大量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来，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与以往我们着重研究“外部规律”不同的理论思想，即被我们长期忽视的那些所谓研究文艺“内部规律”的理论思想，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等等。这些理论思想恰好适应了我们的急切需要，于是，被我们的某些学者如饥似渴地吸收、采纳、运用，融化到自己的文艺学学术研究中去。当时挂在某些学者嘴边并常常被引用的理论家、理论著作、理论思想是：索绪尔出版于1916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及其“历时性”“共时性”、“能指”“所指”等一套术语；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形式主义理论，特别是所谓“文学性”、“陌生化”；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托多罗夫等人的结构主义、特别是他们对叙事作品进行具体的结构分析；卡西尔《人论》（194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1953）《艺术问题》（1957）和他们的艺术符号学理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克莱夫·贝尔《艺术》（1913）及其名言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兰色姆《新批评》（1941）以及新批评派对文学所进行的“本体”研究和“文本”分析，包括他们主张切断作品与作者、作品与读者联系，排除所谓“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等在我们看来有些绝对化的理论思想；罗曼·茵伽尔登《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及其对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语言的语音层、意义单位层、再现客体层、图式化观相层等四个渐进层次（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语音层、意义单位层、再现客体层、图式化观相层，以及形而上质层等五个层次”）的分析；爱得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1854）及其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的音乐理论（音乐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的“乐思”“是独立的美，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用来表现情感和思想的手段或原料”，“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音乐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用原始因素来塑造特定的形式，而产生纯观照效果”）；特别是威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8），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而作者推崇的“内部研究”更为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和赞赏……。 于是，大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我们的文艺学学术研究的格局有所改观，“内”“外”比重有所变化，所谓“内部研究”多起来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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