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恒，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电影界，都颇有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小说家。1986年，他因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便受到文坛关注。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虚证》（1989）、中短篇小说集《白涡》（1992）、长篇小说《黑的雪》（1989）、《苍河白日梦》（1993）等，曾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成为著名小说家。
90年代以后，刘恒的创作重点逐步转向电影剧本，很快成为活跃在影坛上的著名剧作家。由他改编和创作的一些电影剧本，拍摄成影片后相继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主要作品有《本命年》（1990）、《菊豆》（1991）、《秋菊打官司》（1992），《四十不惑》（1992）、《跟我走一回》（1994，合作）、《画魂》（1994，合作）、《红玫瑰白玫瑰》（1994，合作）、《没事儿偷着乐》（1998，合作）、《漂亮妈妈》（2000，合作）、《美丽的家》（2000）、《张思德》（2004）、《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等。其中多部作品曾在国内外获得大奖，如因《张思德》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因《云水谣》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等。其新作《集结号》拍片上映后又广受欢迎和好评，票房收入超过了2亿5千万，成为一部真正“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大片。这一系列的成功奠定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地位。
从著名的小说家到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刘恒在两个领域里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十分短缺的今天，刘恒坚持在电影文学领域里的拓展就格外引人注目，也尤其应该肯定。其成功的经验和创作的特色是值得认真总结探讨的。
一
对于文学创作，刘恒历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阿成认为刘恒是“用骨头蘸着血写作的人”⑴，其含义也在于此。刘恒认为对自己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他说：“我读过鲁迅几乎所有作品，包括日记和书信。那种痴迷的阅读刚好发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印象太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理智可言。他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刘恒对鲁迅的这种崇敬之情，在《云水谣》里通过主人公陈秋水之口作了直接表达。
鲁迅的影响当然滲透在刘恒的创作之中，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注重于对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性善恶进行了深入考察与剖析，他非常冷静、深入地描写社会人生，尤其注重揭示和表现人性中丑陋、偏执和虚伪的一面，让人们对俗世人生的生存本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狗日的粮食》、《黑的雪》、《白涡》、《伏羲伏羲》等小说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在其电影剧本创作中，这种特点则有了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为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深入地写出人性之善恶，真切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刘恒的电影剧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的，如《本命年》改编自《黑的雪》，《菊豆》改编自《伏羲伏羲》，《没事儿偷着乐》改编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其二是根据别人的作品改编的，如《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画魂》改编自石楠的《张玉良传》，《红玫瑰白玫瑰》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云水谣》改编自张克辉的《寻找》，《集结号》改编自杨金远的《官司》等；其三则是原创性剧作，如《四十不惑》、《跟我走一回》、《漂亮妈妈》、《美丽的家》、《张思德》等。从上述剧作的题材内容和主题内涵来看，无论是改编作品，还是原创性剧本，均较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文学是人学，电影文学作品虽然是为拍摄电影而创作的，在艺术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但其仍然要通过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描写来表现生活和反映历史。好的电影剧本往往能运用电影艺术的独特技巧和手段，写出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由此折射和反映出时代与社会对人性变异的影响，从而给人以启迪和感悟。综观刘恒的电影剧作，可以说，表现人性善恶，揭示人生意蕴乃是其最重要的主题内涵。在这方面，他不断地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
例如，《秋菊打官司》和《菊豆》分别是从“善”和“恶”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人性的。前者通过一个普通农妇秋菊为了“要个说法”而将踢伤其丈夫庆来又不肯认错的村长告上法庭的故事，既反映了普通农民法制意识的觉醒，也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了人性之善。剧作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村长、秋菊夫妇还是李公安等，其本质都很淳朴善良。秋菊之所以会与村长“打官司”，是因为村长踢伤了庆来的“命根子”又不肯认错道歉，她为此坚持“要个说法”。而村长之所以会踢伤庆来，是因为他不经批准违规建房，在两人争吵时又骂村长断子绝孙，这对于养了4个女儿而没有儿子的村长来说，是一个打击也是一种侮辱。尽管村长事后也认识到自己不该打人，但为了“面子”，他宁肯赔钱，也不愿道歉。作为民事调解，李公安不厌其烦多次履行职责。为了化解矛盾，他自己买了点心去秋菊家拜访，并说点心是村长送的。但是，这一善意的谎言被戳穿后，秋菊仍然坚持“要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