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 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这三项基本利益及需求是：第一，发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1] ；第二，主权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基本需求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缓急不均的次序；它们之间根本上是互利的，但也会产生重大的矛盾与摩擦。协调工作将是艰难的和长期的，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考察不同的需求时，应该通观全局、统筹未来。



一、发展需求中国兴盛的基石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中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也是“发展需求”最直接、最简洁的表述。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是缺少足够有力、能够持续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量保持一个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大气氛上。虽然出现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样的地区性局部战争，笔者相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调，全球范围的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逼迫中国不得不放弃过去20 年一直坚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之重心的战争形势，看来也不大可能马上出现。这种判断，并不象某些分析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某种“教条式的官方见解”，或出于对周边形势和全球形势的一种盲目乐观情绪；相反，从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它是建立在对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关系总体变化的理论分析之上，是对战争与和平各自力量消长的仔细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任何外敌的入侵或其他战争，而是中国自身能否保持稳定、有序、健康的发展。

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显示的“内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笔者以为，俄罗斯给人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令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或对手难以“趁虚而入”；生活中的一个常识是，苍蝇只叮烂鸡蛋。一个大国的灭亡，最根本的破坏因素不是来自外部因素，而是导自深层次的内部问题；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往往是从内部开始，从根上烂起；比方说，从民族分裂萌芽，或者从经济停滞开始，或者从政治混乱发端，或者从社会失序诱导；阵脚自乱，不攻而破。事实上，最近十年的俄罗斯舞台，刚好经历了“民族分裂－经济停滞－政治混战－社会失序”的每一幕。俄国目前在抵抗北约蚕食面前表现出来的严重“内虚”，本质上是由没有硝烟的“内战”造成的。想想叶利钦与国家杜马之间、与政府之间的似乎永无止息的明争暗斗对政治气氛的破坏，想想可怕的车臣之战对俄国国力的损耗和对军心的动摇，想想各式各样的“休克疗法”方案对俄罗斯经济病体的折磨吧！俄罗斯当今外交战略及其政策的一波三折和难以捉摸，主要不是因为俄外交家的无能，而实在是由于国内政策多变和扑朔迷离所致；俄国军人在美国和北约对其战略“腹地”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面前的束手无策，肯定不是因为俄国防部缺少抵抗欲望和抗击能力，而主要是由于俄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制约，是由于财政部对国际货币基金那点贷款的渴求和巴结，是出于对卷入战事而导致已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局面的内在担心。如果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从俄国人那里学习什么，那么简单的类比结论很容易得出：不仅对任何分裂主义势力不能手软；更重要的是，政治不能斗，社会不能乱，经济发展不能停，自身的改革与制度建设不能中断。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对外发言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没有国内安全（包括各个领域的发展与稳定），是谈不上国家安全的，更难以维护国际安全。归根结底，最大的不安全在于自身而非外部，最根本的保障是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这里想强调一点，尽管有科索沃危机这样的严重消极事态[2] ，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国的战略联系已经全面消解，也不是说当今时代世界各国要和平争发展的趋势已被科索沃危机根本逆转，事实上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在更加复杂微妙的同时其互动性和依存度（哪怕是不对等的相互依存）也在增强，尤其是，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减速，全球科技创新活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世界经济的总量还在不断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范围的核战争或各主要国家全部卷入、相互对抗的常规世界大战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依然会抓紧时间发展本国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大力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这种局面仍然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主流，虽然它可能时常受到类似科索沃事态这种突发性危机的干扰。显然，它与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环境大不一样，那时的条件逼得你没法长期搞建设、抓经济，只好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各种敌人对着干。现在的情况比战争年代复杂得多、变化也快得多，所以邓小平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尤其是把综合国力搞上去，等到实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才好说话。中国的战略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应当牢牢记住邓小平的这一告诫。想想看，在中国最近的150 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受人欺压羞辱的时期，或者是处于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动员时期，真正象样的发展和搞建设只有最近的短短20 年，但这20 年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跃进：中国从经济发展动力濒临枯竭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其经济总体规模（GDP ）按现行汇率折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十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国人至今仍在继续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12 亿人的国家在20 年内以年均8 ％的速度扩展自己的经济规模）！往前看，不用说再有一百年，哪怕再有20 年，能够保持象过去20 年那样的快速发展，能够 “聚精会神地从事经济建设”，中国人就能完全有理由期待人均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标准、总量上（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稳居世界“前三甲”的局面。到那个时候，中国就能够大大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把更大的资源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到那个时候，“拥兵自重”的中国，不言而喻将在国际事务中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才更有可能朝着中国人期待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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