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在崛起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安全挑战。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增强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的冲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新发展理念和治理机制，建构服务型政府；弘扬和建设先进文化，再铸伟大中华民族之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才能防范和化解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关键词： 国家安全；执政能力；和谐社会；和平崛起

　　一、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国家安全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扩展。和平与发展的共识促使国家安全由高级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不断向低级安全（如生态环境安全）转化。全球化所产生的相互依存使得内政与外交不断融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愈发难以区分。因此，有必要对以往只将国家安全威胁的矛头指向外部，而忽视了国内因素的国家安全进行重新定义。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内忧外患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确保国家安全就是免除外部的威胁与侵害，防止内部的混乱与失序。国家安全既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一种客观能力。基于此，国家安全就可以被定义为一国抗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生存和发展危机的能力以及在此能力保障下的稳定状态。

　　二、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外强直接入侵的可能大为减弱。我国同外部关系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1 世纪头 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

　　然而，挑战与机遇历来相伴而生。从国际层面看，日益失衡的国际旧秩序使处于弱势的欠发达国家的状况不断恶化，由此引发连绵不断的国内危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干涉，地区冲突和地区战争时起时伏。恐怖主义的泛滥、武器扩散的威胁、不同文明的和种族的纠纷与冲突、世界人口的膨胀、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全球性问题，都是确保国家安全需要积极应对的国际挑战。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同时经历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政治体制转型和开放转型过程 。这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在变革旧有体制、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同时，直接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和思想。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与快速发展引发的新矛盾相叠加，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1. 经济安全面临风险。新世纪的来临并没有使国际旧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贸易关系准则框架内，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使国内的经济运行与世界市场运行规则接轨，在适应国际市场运行过程中维护本国的利益；如何在开放中有效防范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如何在开放中确立一套保证国民经济安全与保障国家独立的经济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

　　2. 政治安全威胁依然存在。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坚持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压力空前增大。在西方看来，“非民主化”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显示出来的生机与活力，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合法性的威胁。它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竭力加以遏制。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民主”、“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西方国家频频对我国无理指责甚至施压。我国维护东南沿海领土主权面临更大困难，尤其是南中国海有被“蚕食”的危险，周边一些国家为争夺资源加强对我国南沙岛礁的占领。近来日本围绕钓鱼岛和东海海域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而采取的单边行为，也对中国的主权形成了挑战。在国内，除“台独”势力之外，“藏独”“、疆独”势力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仍未停止。“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与境外势力相勾结，损害和威胁我国的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尽管“法轮功”邪教组织已经土崩瓦解，但李洪志一伙的阴魂不散。最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党内滋生的一批又一批的腐化堕落分子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恶化了党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声誉，侵蚀了党执政的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基础。

　　3.社会问题尤其突出。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处在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过程中政策选择的短期功利性以及超大型国家长期积聚和潜伏的问题，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在1979---2003年 25 年间，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3]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影响范围愈来愈大，涉及人数愈来愈多。[4]劳资关系、劳企关系紧张，刑事犯罪、治安事件猛增；各种交通、工伤、火灾、矿难、建筑事故频频发生。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贫富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5]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了“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现状。[6]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则是失业问题。“下岗洪水”“、失业洪水”给中国的充分就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失业不但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对个人造成巨大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失业还会造成公共权威的削弱，政权合法性的下降，导致一个社会的分化与涣散，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引起倒退。[7]

　　4.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跨入 21 世纪，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危机已威胁到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在增长过快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质量下降趋势明显；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攀升。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少，从资源供给与发展需求看，多项资源存在缺口，资源供给形势日益严峻。水日益短缺，对石油进口依赖的进一步加深，已经敲响了资源、能源安全的警钟。高耗能、高耗材的问题突出，资源利用率较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滥砍滥伐和超载过牧导致耕地减少、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酸雨面积急剧扩大，大规模的水污染直接影响人的生存。

　　5.文化安全仍需加强。在全球化中，由于“经济利益的获取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这就使得“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紧张关系有所激发”。[8]从外部来看，美国把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冷战结束后称霸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成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中国民族文化个性的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美国将西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新一代身上，他们企图“用物质引诱和败坏”我们的青年。[9]另一方面，文化竞争的残酷性给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作为意识形态视角的文化共同体，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圈大大萎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面对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由于西方各种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通过各种现代传媒、各种手段的不断渗透，引发国人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各种思潮的双重冲击下，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思想，也造成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的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和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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