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战略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它的国家利益，但其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及其维护手段却随着形势变化而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认清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因素的“不变”与“变”，对于我们十分重要。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和在国际大格局中的纵横捭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首先是美日等大国和重要地区集团，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议论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不少国家都已经付诸对策行动之中了，有的把“中国崛起”视为机遇，有的则视为威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中国崛起”问题，关键是要以中国持续发展的事实，持久地证明“中国崛起”的本质是走一条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道路，它只会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益处。按照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可以期待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更富有建设性。

当今，中美关系不仅把两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同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众多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布热津斯基曾经预言：“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将失去政治立足点。” [1]

2004 年，中国民众和舆论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但又是明显的变化。过去，美国总统竞选人宣布的对华政策都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和观望，甚至一边倒地认为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的准备。这次不同。首先，美方的竞选人都没有把对华战略列入竞选主题，——似乎这一问题对于美国两大政党和选民已经 “不言自明”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并不特别在意谁将当选。中国除了把最为关心的美国对台政策排在首位之外，它非常在意的是，美国的国际大战略将做何种具体调整以及美国经济今后四年的走向。具体地说，中国非常关心美国能否同时承担得起那么多的沉重包袱，诸如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反恐支出、伊拉克战争、应对朝核与伊朗核问题、防扩散、导弹防御计划、保障国土安全等等——如果美国执意要持续这种安排，则会对美国经济的盛衰荣枯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美政治、经贸关系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密切的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谁都离不开谁”的地步了。这一特点说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它要求我们格外审慎、格外周密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使之朝 “总体建设性合作关系”方向发展下去。这是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国际社会的一大善事。目前在中国的视野内，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外、特别是对华政策，比起当年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时，还要更“透明”，更“可预料”一些，因而也更为中国所器重、所看好。

中国虽然还只是处于“崛起”的初始阶段，这一“崛起”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已经足够影响美国的总体国际战略并使它不断调整对华政策。这一进程的“变数”不少，值得我们“思前想后”，予以重视、研究。

一、“中国崛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

（一） “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和平崛起”在国内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一些专家学者倾向于谈论“中国和平发展”，而不是“和平崛起”。国际社会一直都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并研究“中国崛起”这一问题。

国际舆论、国内媒体无论认为是“中国发展”、“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和平崛起”，都认同这一过程真正开始于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是有种种前提条件的。概括起来有五：

第一，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保证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路线，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国家主权，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新中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1978 年的改革开放。

第二，二战后出现的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运动高潮和普遍的国家利益要求，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和大趋势。

第三，超级大国的核遏制战略及其军备竞赛，不断被开发的新式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使核装备从战争手段转变为政治手段，实际上造成了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这种局面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2]

第四，到20 世纪70 年代，已经有一些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超级大国核武器竞赛、“确保相互摧毁”的“冷和平”机遇，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目标，而中国则对大战危险估计过高，没能及时转向和平发展。

第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它本能地、自觉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上述五大前提条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邓小平文选》第2―3 卷）都有详尽的论述，1978 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是顺应中国发展命运，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历史事件。

（二）中国为什么要谈论“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以及“如何崛起”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说，我们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在中国国内，郑必坚先生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始发轫者。他针对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国际上盛行、喧闹一时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论点。郑必坚先生的文章《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详细地阐述了“和平崛起”的十大论点。他特别强调说，这十个论点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特色。” “和平崛起论”提出之后，受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的质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这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品格。我们在饱受一个多世纪的衰弱、落后、备受欺凌和宰割的痛苦之后，渴望能在不受别国干扰的情况下，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再者，严格地说，中国还不是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两岸没有统一之前，中国还没有资格称得上是“崛起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就GDP 总量来说，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更不要说人均水平了。中国的的确确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是，中国改革开放25 年来呈现出“崛起”之势，使得国际上议论纷纷， “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对此，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

许多国家开始从“中国和平崛起”中受益，因而在改变对待中国的态度，更愿意同中国进行合作。但是，少数国家，特别是某些大国仍然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它们的威胁和挑战。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至今并没有消逝，个别国家的“文章”甚至越作越大。今后，“中国威胁论”还会时起时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必坚先生领导国内一批教授、学者专门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3]在国际会议、国内媒体上郑先生反复阐明的“和平崛起”的详细内容，在此已经没有必要赘述了。惟一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发展，只能走和平之路；“和平”既是走向繁荣发展的惟一可行之路，更是中国发展所谋求的惟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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