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就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方面的十个主题问题进行 了理论总结和分析，以期为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发展提供反思与探索。
【摘 要 题】动态与综述
【英文摘要】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en majo r questions abou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since　1980's in a hope to provide an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upcoming de 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关 键 词】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探讨/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democratization/re search
【 正 文】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理论探讨始终未曾停 止过，而80年代末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80年代末以来的讨论就其广 度和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按讨论的主题划分，至少包括如下十个方面：新权威主义、 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民主化道路探讨、法治、反腐败与制度建设、政治稳定、社 会分层和阶层划分、社会公正、民族主义、“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现代化等。本文主 要聚焦于80年代末以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讨论，通过总结以往的理论研 究成果，进一步展望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一、围绕新权威主义的大论战
　　8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体制改革遭遇困难的情况下，究竟应该通过加速民主化进程 强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应当强化政府权威特别是中央政府权 威来加速市场化改革进程，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分歧，出现了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一场 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主张实行新权威主义，另一方强烈反对新权威主义并主张实行多元 民主政治。新权威主义者将自己称为“稳健的民主派”，而将对方称为“激进的民 主派”。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演进必须要经历三个 阶段，即从集权政治或全能主义走向权威主义或半集权政治然后再过渡到自由民主政治 或多元民主政治，而不能从集权政治一步跨越到自由民主政治，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引起剧烈震荡。这是因为民主政治体制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如市场 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利益多元化、经济增长、社会的现代化和政治稳定等。不同于传 统权威和专制主义的新权威，将为民主政治体制奠定这种社会基础。所谓新权威主义， 是指政治领导层具有现代化意识，推行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致力于实现政治和经济 的分离，建立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同时限制政治参与并依靠强制性力量维持政治 稳定和强化中央权威。新权威主义不同于集权政治之处在于，政府对整个社会无所不在 的控制已经放松，经济和社会领域已经出现有限的多元化和自由活动空间，但政治领域 依然维持强控制。新权威主义反对大众民主，而赞成精英政治和精英民主，但对如何实 行精英民主未多加论述。新权威主义者无意把新权威主义固定化，而认为它只是通往民 主政治的一个必经阶段的过渡性权威。
　　新权威主义的反对者则对新权威主义提出了种种质疑，如认为新权威主义无法保证自 己所呼唤的权威是理想的新权威，指出它把权威赋予个人为人治政治的延续和非程序的 政局变动提供了合法性；过分强调个人权威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复归和加剧权力滥用 及腐败现象等。因此，他们主张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和民主化进程，但对民主政治的具体目标则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实行彻底的 普选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甚至多党制等；有的则主张在过渡阶段实行民主精英主义 ；有的主张积极培育程序性民主等。
　　围绕新权威主义的大论战，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大 论战及随后发生的1989年政治风波迫使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新权威主义论点所具有的某 些合理性，“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激进或极端民主思想，变得更加温和和理性化 。同时，无论是新权威主义者还是其反对者都信奉民主的终极价值，都追求自由民主或 多元民主的目标，所不同的是究竟把它当作眼前的目标还是长远的目标来追求。因此， 当后来中国学者在论及“亚洲式民主”时，都宁愿把它当作一种权威主义政治来对待， 同时认为它只是通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形态，反对以“亚洲式民主”的美称将其合法 化和固定化。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领导人的治国方略是在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前 提下，牢记发展是硬道理，积极发展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 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二、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一些学者敏锐 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伴随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而 这种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将为民主化进程提供强大的动力并为民主政体奠定结构性基础 。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并且出现了把公民社会、治理和善治联 系起来加以研究的趋势。
　　1993年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就中国市民社会建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早期的市民 社会研究主要在政治哲学层面上进行，学者们试图厘清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 阐明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和价值要素，提出建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以便 为市民社会发展争取自主与合法的活动空间。
　　9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 学者们开始更多地使用具有褒义的公民社会称谓来代替市民社会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 容易使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社会或城市社会)，公民社会理论更加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包 括知情权、参与权和结社权)。其次，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三部门研究和非政府组 织研究发展起来。第三，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逐渐取代国家—社会二分 法，成为公民社会研究的主流，学者们运用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公民社会的结构和作用 。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受到人们的重视，公民社会参与 国家事务也受到学者的肯定。最后，一些学者将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联系起来，指出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悄然出现促进了治理的变迁和治理结构的多样化，推动了民主治理和 善治。治理和善治的概念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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