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21世纪，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面临五项基本任务：超越民族主义，追求其作为新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成熟；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需要，通过民主化进程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民主体制；贯彻综合努力和国际协调的原则，争取本国国内和发展中国家互相间的持久和平；着重审视并克服发展的内部障碍和战略缺陷，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维护本国主权、自由和法理平等，反对滥施国际干涉。此外，对于个别拥有亿万人口和巨量自然资源并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还需要争取在21世纪逐渐成为能够同现有世界强国协调共处的新型世界强国。

【关键词】21 世纪 发展中国家 和平 发展 民主 世界强国

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和殖民半殖民统治土崩瓦解，构成20世纪一项头等重要的事态。与此类似，21世纪的头等大事必定包括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力求完成五大任务，即国家的巩固和成熟、政治民主化、经济和社会大发展、国内外持久和平以及反对滥施国际干涉。另外，对个别拥有亿万人口和巨量自然资源并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还需要争取在新世纪里成为能够同现有世界强国和西方国际共同体协调共存的新型世界强国，那将是世界政治的一大历史性创新。无论同殖民半殖民地时代相比欠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内外境况有了多大改善，也无论某些西方人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第三世界运动的落潮而如何兴高采烈，只要在其内多数国家和人民贫困、混乱、羸弱和严重不满，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就是危机四伏的，就缺乏和平和繁荣的真正可靠保障，更谈不上全球秩序的正义与普遍合法性。同样，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间若不兴起能够同西方强国并列为世界力量中心、同时与之协调的新型世界强国，一个比较均衡、公正与和平的国际构造便没有可能出现。

◎超越民族主义，追求国家巩固、成熟

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非西方民族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然而大致同时起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广大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面临非常严峻和复杂的内部任务，而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批可统称为超越民族主义，以求国家的巩固和成熟。西方的历史早已证明，民族主义是一股能服务于人又能毁灭人的巨潮，民族国家则远未可以认为是世界政治的经久稳定的基础。 非西方民族主义运动时代固然有其极伟大的历史成就，但也有其三大负面图景。首先，在不少摆脱了外来民族压迫的发展中国家里，多数民族一经自由便压迫起少数民族。在东南亚压迫华侨，在拉美压迫印第安人，在不少非洲国家一族压迫另一族，只是这方面的部分例子而已。 其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彼此冲突的民族主义要求或抱负导致了敌对甚至战争。其中，引起灾祸最多最大的是民族归并，即力图将境外相同民族及其居住的地域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或直接并入本国，二战后由此引起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首要例子有1947和1965年的两次印巴战争，还有1975年就欧加登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的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战争。 第三，在许多场合，“当民族主义扩展到……传统异于西方、而且往往与现代西方方式敌对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于造成封闭的社会，在其中个人不如民族整体的力量和权威那么算数。” 这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人人权状况大为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产生了上述负面图景外，民族主义还掩盖了（或未解决、甚至未触及）一些对国家和人民的健全生存至关紧要的重大问题。一是在此毋庸赘述的经济问题：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自立，满足民族解放意愿不等于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第二个可称为“族性分裂”（ethnic splitting ），这既指国家疆界与种族、部族或民族群体分野严重不符，以致一个群体被分割在两个甚至更多国家里，亦指一国之内多个种族、部族或民族群体间未形成足够的认同意识，以致可以说一个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还未成为一个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 这两种情况在多数场合，都出自先前殖民国家人为地划分疆界以及在各族间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它们对独立后国家的内部统一、安宁和外部和平妨碍极大。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和社会体制虚弱低效，往往不足以控制“族性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和其他离心力量。事实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缺乏真正强有力和高效的政府组织，而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又已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被侵蚀殆尽。 许多新独立国家（尤其在非洲）长时间实行一党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克服这些情况，但其结果大多包括腐败、低效以及国家官僚机构与社会要求的隔阂。 所有上述三个问题都包含着引起国内大规模暴力冲突和相邻国家间战争的危险，其中“族性分裂”问题尤其如此。同这些以及其他与创建或扩展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战争高发生率，使得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认为世界分为两个国际体系：由成熟的发达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和由众多新的、不成熟不稳定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在后一个体系中，战争仍是较为常有的政治现象，仍然可以见到不怕战争的倾向、强烈的战争意愿以及忍受巨大损伤坚持战争的坚韧性。 另外，还可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欠发达世界的许多地方已经严重恶变。从理论上说，这恶变来自于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非常偏颇和荒谬地等同起来，认为每个民族都须组成一个国家，或国家只有在仅仅、并完全包容单独一个民族的情况下才真正合理；在实践中，这恶变特别表现为分离主义——六、七十年代以来导致大规模冲突的那部分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 “民族主义从创建国家阶段变到了打碎国家阶段”.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成熟问题上，抑制或消弥“族性分裂”这一任务特别重要，也特别难办。然而，历史提供了可以鼓舞或籍慰人心的例证：拉丁美洲各国大体上也出于殖民国家的人为划分，但这并未阻绝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逐渐形成为一个个足够统一、有足够内在凝聚力的民族国家； 群岛之国印度尼西亚1949年独立时，单一的印尼民族这个观念还形成不久，100 多个宗族和多种宗教以及不同海岛互相间的矛盾相当严重，但“民族缔造”的进程是如此迅速和成功，以致1954年外岛叛乱被平息后无论政治、经济有怎样的大动荡，几乎从未出现过任何有严重影响的分离主义运动，差不多只有情况很特殊的一小块地区——东帝汶除外。在世界欠发达地区，现代民族国家的广泛巩固和成熟在新世纪里是可以实现的，但所需的不仅是时间，而且是所有有关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自觉、明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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