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国家大力改革、社会急剧转型、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不断翻新、个体四处寻求认同这样一个高度动态的时代当中。每个人都被抛到了时代大潮当中，不由自主，也不能自拔。面对四周纷繁复杂的环境，我们的确感到有些困惑，但更多地还是从中看到了活力和希望。毕竟，国家改革、社会变迁、经济繁荣、文化多元、个体自由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百多年来孜孜不懈的奋斗目标。奋斗过程虽然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开端毕竟呈现出来；我们相信此发不可再收，也不会再收。

作为学术人和思想者，我们的任务说来倒也简单，就是要用我们的头脑冷静地思索从国家到社会再到个人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变化。我们的思索，当然不是凭空遐思，也不是闭门造车；不是面对自我之外的一切变迁袖手旁观，而是应当积极地去做批判和反思。批判也好，反思也好，虽说应当在学术和思想层面上进行，尽管最终的旨归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层面之上。学术思想层面上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政治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着相当的同构性，但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是不容否认和抹杀的。

本文不拟就中国现代性问题展开全方位的思考，而想把反思的切入点定位在关于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和中德现代化比较这样一个范围内。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其内容已经变得不太为人们所重视，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远远大于其内涵的意义。面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我们常常会觉得很茫然：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老家谁敢说不是在西方，可是，西方的那种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显然又不是我们所能或所愿模仿的，那么，面对西方这样一个巨大的他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树立自己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认同呢？或者说，我们应当建立起怎样一种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认同，才不至于步西方的后尘，不至于使现代化变得西化的代名词，使中国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伪问题？背负着数千年的传统，我们在思考现代性问题和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如何才能使这种传统成功地实现现代转型，成为一种有利于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的动力资源，而不是一种障碍和阻力；或者说，面对传统，我们究竟应该具有怎样一种历史意识和传统意识？本文的思考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坐标具体展开。

一、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

一个无可否认的社会事实和思想处境是，现代化在中国早就成了一个必欲而且也可欲的奋斗目标。早在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铁”与“火”敲开之后，我们的先辈就被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追求当中。时间虽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追求的目标业已渐渐明晰，然而时至今日，这个目标对于我们来讲，依然还很遥远；也就是说，我们迄今为止依然还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既然还在现代化的“途中” ，就不能也不敢对现代化掉以轻心。我们不但要对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加以批判吸收，更要对中国的传统资源和近百年的现代化奋斗历史进行总结和重新解释。现代化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对于我们来说，起码应当包含以上两层意义，缺一不可。

可是，多年来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却让我们走上了一条迷途，起码在文化理论界是这样。我们对西方的现代化历史过程和理论命题不去做深入了解和批判吸收，反而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痴迷入魔，而且，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也有流于肤浅之嫌。这样做，真是丢了西瓜，拣了芝麻。看来，对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的研究，首先还得从基本概念入手。

面对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近百年的现代化反思理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恐怕还不是这些经验和理论对我们有无参考价值，而应当是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一般都把现代化和现代性混为一谈，这样做是不太合适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具有双重意义和决定性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以推翻王权专制为目的的政治变革，即要求政治民主化；二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和经济变革，即工业化。因此，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看来，所谓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于西方的以十八世纪为高峰的、从十七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根据这样一种定义，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现代化，基本上是指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现代结构转变。

在经典的的现代化理论当中，一个严重的缺憾就是置文化形态和个体认同的现代转型于不顾，从而为后来的现代化再检讨留下了缺口。文化现代性话语作为比较复杂，归结起来可以这样认为，所谓现代性通常是指思想观念和个体心性层面上的现代转型。因此，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的系统解释和综合研究；那么，现代性话语则是对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个体（包括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是对个体心性结构的现代形态以及集体意识的现代变迁的探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话语相互之间当然不是矛盾关系，但也不是同一关系，而是互动与统一关系。

相对而言，文化现代性之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要晚于社会现代化。原因很在于，现代化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现代性则是一个综合性和根本性的命题。从马克思、韦伯、西美尔（Simmel）到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现代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的一个共同命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既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工具认识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实践领域；（这是西方社会理论的经典看法，我个人认为还可以加以一条，就是个体信仰实践领域）。所谓社会现代化，就是指这些领域各自在分离或统一状态下的现代转型。可惜的是，作为一个美好乌托邦的社会现代化，其结果并没有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人作为个体和共同体在社会和思想层面上得到彻底解放，反而使社会在分化这条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的结果不是社会进步，思想丰富，反而落得社会四分五裂，思想一片贫瘠，人类所处身的“系统”混乱不堪，作为人类的家园的“生活世界“不是变得荒芜，就是遭到蹂躏。现代化几乎成了社会单面化和思想平面化的同义词。

因此，社会现代化要想作为人类的一个可欲也可行的目标，就必须在分化的基础上再进行整合。这是西方近百年的现代化理论批判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的结论。文化现代性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粉目登场的。换言之，文化现代性话语的出现既是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和补充，也是对它的一种纠补和超越，其根本一点是要克服社会现代化的负面后果，发扬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其核心思想其实并不复杂，概括来说就是：社会分化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社会要想全面进化，还必须在分化的基础上进行一次综合，而且，综合的意义要远甚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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