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经历，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政治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周期性的危机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政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政治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动荡，形成周期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周期迄今为止是在中共政权总体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但是它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政策、运作方式和社会效果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对这种稳定本身也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事实上，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丧失其政治合法性，这种周期性的动荡和危机，已经越来越具有政体改变(regime change)的含义，至少也可被视为构成这种改变的政治契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不应该忽略这种以政治危机为内涵的周期性现象。

　　本文正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的一个初步探讨。在以下的讨论中，将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和判断中国政治中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第二，过去五十年中共政治中出现周期性危机现象的成因是什么?第三，这种周期性危机及其成因是否依然存在于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政治?换言之，改革开放有没有改变这种政治危机重复出现的周期性现象?

　　一、规则与权威的危机及暴力合法化:周期性的四次政治危机

　　讨论中国的周期性政治危机，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危机?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政治危机形成了周期性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具体的标准，据以判断和划分中国的政治危机周期。

　　简单地说，本文以下列三项指标来观察和定义所谓的政治危机。

　　第一，迅速地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失序，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则(rules)和现行制度(institutions)大部分被突然打破。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所谓的“政治规则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根据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概念，即将之定义为人们相互之间互动的规则(North 1990;Thelen &Steinmo 1992)。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活总是被组织为一定的“制度”、遵循其规则的。因此，规则一旦失效，政治活动必然失序，政治危机就无可避免。

　　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当部分的高层政治领导人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更动和替换，政治权威的来源出现短暂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不妨称之为“政治权威的危机”。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权威是政治生活的焦点之一(Bendix 1960/77)。因此，政治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危机。

　　第三，在这样的变更过程和失序状态中，出现了相当大范围和程度的政治暴力(violence)，这种政治暴力的使用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这就是“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国家(the state)在组织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Weber 1947)。因此，一旦暴力大范围出现，甚至被合法化，必然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危机。

　　因此，本文认为，在上述三项指标或其中的大部份指标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政治危机。由于规则的松弛和暴力的出现，政治危机因此必然体现为治理(governing)的危机，一般都伴随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动荡;由于领导人的更替和制度的破坏，政府的主要产品之一即政策，也必然发生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转折。所以，“社会动荡”和“政策变迁”，也往往可以成为观测政治危机的重要依据。

　　进一步看，当这样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一定节奏而呈现重复出现的状态时，就形成了所谓的政治危机的周期。根据上述三项指标，我们发现，自1949年以来，这样的政治危机一共出现了四次。

　　中共1949年建政，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纷争，建立了新的政治规则和政治权威，也结束了主要以战争形式体现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但是，到1959年前后，情况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首先，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前声，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在建政之后第一次受到来自党外人士如章乃器、罗隆基等的质疑;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谓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心之一。接着，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为标志，一方面，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感受到自己的政治权威受到来自党内领导人如彭德怀、张闻天等的挑战;另一方面，毛则采取粗暴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并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大批更换高层领导人(李锐1989)。总的来说，这次政治危机没有导致多大程度的社会动荡，但是却同时具备了“政治规则的危机”、“政治权威的危机”和“政治暴力的合法化”等三项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之后发生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二次政治危机。本文倾向于把这次危机的时间确定在1967年前后。一般说来，初期文革是在毛泽东的权威掌控和强力动员下发生的。而在这种大规模动员逐渐完成以后，当文革进入比较纵深的阶段时，政治危机所具有的前述三个特征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在规则危机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当然包括政治秩序的大混乱(White 1989);在权威危机方面，我们看到除了毛泽东和名义上的所谓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外，各级政治权威机构都在被夺权之列，而位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大批政治领袖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批判和清洗(例见:Dittmer 1974);至于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可以说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而遍及社会政治活动的各个层面(White 1989;徐贲1997)，从学生打老师到大规模武斗(王友琴1996a;王友琴1996b;Hinton 1972;唐少杰1996)。渡过了从1966年至1968年大约三年左右的高峰之后，文革虽按照官方的说法仍在进行，但实际上已经转入比较平稳的阶段(刘国凯1997)。虽然中国的社会政治依然持续经历着所谓的“十年动乱”，但此后的发展却已具备相当不同的性质(Robinson 1971;刘国凯1997)。以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1968年9月)和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1969年4月)为标志，政治权威得到重建，新的政治秩序逐渐浮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和社会动荡告一段落。

　　当代中国第三次政治危机的出现，是在1976年到1978年间。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相继去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他三人被捕，接着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实际架空，邓小平等在文革中被逐的领导人返回权力核心，构成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权威的危机及重建。同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确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重新提出和所谓工作着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变，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一系列旧有的政治规则遇到了危机，而新的领导集团引进了一整套新的政治规则。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性暴力合法化行为，因此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是，一方面，使用武装暴力手段逮捕高级领导人以解决高层权力、路线之争的行为(即“粉碎四人帮”)，首次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出现，可以认为是暴力合法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民众自发的政治抗议活动，作为社会失序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新形式，也在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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