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族利益是民族关系的核心，各民族关注的中心，能否正确处理民族利益问题，不仅关系着民族关系能否健康发展，各民族能否团结、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列宁和邓小平都要求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民族利益问题，辩证地处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开放的环境中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利益问题。

【关 键 词】列宁/邓小平/民族利益/民族关系

【 正 文 】
列宁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民族利益问题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对处理好我国民族利益问题，正确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不能正确对待民族利益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苏联解体以来，人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很多人认为苏联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带来的民族之间严重的现实利益冲突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过度强调联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忽视了各少数民族的地区利益，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既不平衡也不合理，一些民族地区成了单纯的原料产地，另一些民族地区成了专项产品的生产基地。这种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起了许多民族严重不满，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对计划体制下土库曼斯坦的处境作过形象的描述，他写道，“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为了解决中央的问题，发生过蓄意损害民族利益的情况，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项目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尼亚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这种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共和国丧失了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苏联封闭的经济管理体制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发展跟不上西方经济的发展步伐，人民的生活得不到较大的改善，这使许多民族共和国产生了想摆脱现有体制，寻找新的出路的想法，经济基础较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共和国首先将想法付诸实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二是许多俄罗斯族人对列宁以来俄国一直推行的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政策也不满意，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实际充当了“大奶牛”的角色，其他少数民族“靠吮吸奶汁养肥了自己”，而俄罗斯民族却深受其害，不能利用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原有的经济、科技优势使本民族发展起来。这些人认为其他民族是制约俄罗斯民族发展的沉重包袱，主张甩掉其他落后的民族，振兴大俄罗斯族，这种主张得到了叶利钦的支持，叶利钦1996年6月批准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构想》中提出，“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支柱，它的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国家族际关系状况。俄罗斯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应当在俄罗斯联邦发展纲要和地区发展纲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实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应当得到考虑”。在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都对苏联民族政策不满的前提下，八十年代苏联政府倡导“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多党制” 的政治改革背景中，各民族的不满情绪像宣泄的闸门被打开一样，一发而不可收，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利用不同的宗教信仰加速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分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导致了苏联的彻底解体。苏联的解体说明，民族利益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它不仅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影响着人们的民族感情，影响着党群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苏联的成立和解体是20世纪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论是苏联的成立还是解体都与民族利益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沙皇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从彼得堡打响十月革命的炮声时，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效仿，短时间内使庞大的沙俄帝国趋于瓦解；也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后，列宁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切实保护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才使苏联得以建立，正如列宁在1922年10月27日接见英国记者M·法尔布曼时所说，“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3卷第239-240页）也正是由于未能切实保护好各民族的利益，使强大的苏联在倾刻之间趋于瓦解。邓小平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南北差距拉大的实际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版第364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了开发大西北的伟大决策。
二、辩证地处理民族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
民族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既存在矛盾，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融合、统一。马克思认为在民族社会或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利益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分析一个民族国家时，首先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确认这个民族国家中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哪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因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民族的统治实质上是阶级的统治，民族是统治阶级的民族，民族社会内部阶级利益决定着民族利益。列宁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关系，认为少数几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和大多数被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支持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是在消弱压迫民族的统治力量，帮助压迫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列宁不仅清醒地看到了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且清醒地认识到沙皇俄国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长期的侵略扩张中建立起的庞大的帝国内部也形成了尖锐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关系，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允许和支持俄国境内的100多个被压迫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为获得自决权进行的斗争，因为这不仅“是遭受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压迫的俄国多数居民的要求”，“也是大俄罗斯居民本身的自由事业的要求，因为不根除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要俄罗斯居民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4卷第61-62页）可见，承认民族自决权，是被压迫民族维护自身民族利益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但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涣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同上，第7卷第218页）可见，在列宁看来，“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摩擦”使各民族“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民族的分离，建立松散的联邦才是合理的，而且俄国各民族的“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同上，第25卷第251页）因此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国家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大国更有利于维护各民族的利益，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宣布新政权保障俄国各族人民享有自决权，并相继承认了宣布独立的一系列民族共和国。获得了自决权的俄国 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在大俄罗斯压迫下形成的对俄罗斯人的敌意难以短时间消除，对新政权能否真正保证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与平等存有疑虑，这种情况下，列宁考虑到大多数民族都害怕建立像沙皇时期那种高度集中的统治，对列宁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政权不太了解，于是列宁接受并采用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可以说，联邦制本身就是当时环境下兼顾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产物，是辩证处理民族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关系的体现，既体现了民族利益，又不致使俄国四分五裂、骤然解体，危害国家整体利益，同时也为俄国将来向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列宁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民族利益的同时，认识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仅存在着同一性，也存在着矛盾冲突性，一旦发生了冲突，他要求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因为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无产阶级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统一的，他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同上，第33卷第254页）同理，1918年当列宁认为成立西伯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会给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带来危害时，就坚决地给予制止。鉴于俄国历史上大民族主义给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不仅侧重批评了大民族主义，而且要求大民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抵偿本民族在历史上对小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消除小民族对大民族的不信任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