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开宗明义，当代中国政制是“人民民主专政”，乃“民主”政体之一种。然而，同以“民主”为旗，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民主实践却有着极大反差。

在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标榜民主政治，没有哪个国家会给自己戴上独裁专制的帽子。我国古代有所谓“黥刑”，犯了罪或者违背了礼法的人经常被罚在脸上刻“偷”、“贱”等字眼，以令其在公众面前低人一等。当然，是没有哪个人会愿意在自家脸上刻上“淫徒”的字样，满世界的任人耻笑的。只不过很可惜，小偷就是小偷，他不会因“窃国者诸侯”而改变其独夫民贼的本来身份。比如说萨达姆，他老人家手握大权时，骄横专断，自以为万众拥戴，硬生生地弄出个百分之百的支持率来向世界显示其文治武功，殊不知老萨的专制独裁便在这百分之百中活灵活现地演将开来。伊战开打不到一个月，老萨便树倒猢狲散，那威显一时的巨大塑像被拉倒在地不说，又被闻风而来的伊拉克老百姓踩个稀巴烂，并以唾液礼“恭送”之，“百分百”就此成为历史的笑柄。

现象学里面有个观念叫做“存而不论”，就是把有争议的、表面的许多东西“悬置”起来，暂且不去理它，而力求直达事物本身。咱们也就把那些民主理念的分歧“存疑”，不管它是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罢，又或者真真假假，诸事杂糅，一切都束之高楼，暂且不去管它，而先来看看最朴素的民主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都感到可笑，民主本来就是西方语词的产物，在中国属于外来词，即使有“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可那也和民主相差甚远。其实，简而化之，民主就是先天性的多数对少数的胜利。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为朴素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而这一点也正是真民主和假民主们都在理论上均无疑义的一点。

当然，我不好给民主孰真孰假下个什么样的判断，以我个人观之，关键是看民主的背后是什么，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民主，这个民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民主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老百姓的自由和根本利益？

其实，这样说来，我就是个民主功利主义分子，又或者可以说我是个民主理论上的马基亚维利主义分子了。因为无论什么制度，老百姓的福址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里的福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物质与精神并重，甚至是在精神的引导下。之所以民主政治如今对公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就在于民主制度虽不完美，但确实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在实践中最“好”的制度设计。

但素朴的民主毕竟与民主政治是有差别的。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古希腊时期已有了巨大不同。一个重大表现就是苏格拉底被他所爱的雅典公民民主投票处死，民主犯下了盲目性的错误，而苏格拉底倘若在如今的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民主、共和并举的美国，必可全身而退，而犯不着以理念殉身，因为此时理念已可保全民主在良性轨道里运行。我之所以提美国，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弊端，力图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体现了民主的后天原则：制衡。

那下一个我们就将视角从民主转到民主政治。

所谓民主政治，通俗说来就是国家主要官员和民意机关代表必须实行任期制，选举制是实现任期制的主要保证。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里，民主政治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建构在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共同组成的铁三角之上。而实际上，我们平常所议论的美国民主，并不仅仅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权利之争。美国民主更多的体现的是共和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制。其差别在于共和制以民选产生公职人员主掌政府，而民主制则由人民自己主掌政府。

按照较为素朴的民主观念，尽量让人民直接掌握权力，乃是防止政府侵犯人民自由的不二法门。但这种直接民主需要的是小的政治单位，也就是说直接民主需要小国寡民。美国宪政经典著《联邦论》认为，在直接民主的体制里，由于幅员势必狭隘，多数人容易集结起来，欺压少数，派系利益也容易压倒公共利益。

这里并不是说反对直接民主，而是要达到民主权利之于个人的最大化。所以分权制衡成为目前为止的大国民主最佳解决方案。从这一点而言，如果将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这三个制度作个形象的描述的话，政党政治就好比是大厦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的人流，代议制度好比是大厦本身，选举制度则是大厦的基础。

《联邦论》更指出,任何宪政设计，都必须兼顾两项最基本的政治价值：政府的权力必须完整强大，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获得最坚固的保障。

那再让我们来回头看一看我国的当前选举和选举制度。

马克思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有所谓四原则：即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是否民主，一般用这四原则来衡量。关于普遍，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阶级，就基本上实现了普选权；平等，建国后主要是农村与城市的代表的代表权不平等，现在缩小了不平等的差距，当然，不可否认，农民尚未最终实现和城市居民在代表权上的平等，依旧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至于秘密投票的选举现在也基本上做到了。现在争议最大的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选举，这属于制度不完善的方面，我们直接选举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现在老百姓只能直选村长和乡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蔡定剑曾经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议会(有两院制的下议院)不是直接选举的大概不超过10个。二是在现有的制度下，实践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是正式候选人产生这一关键环节上，选举被操控，未能体现民主的本意。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之。第一，关于候选人的产生。以前，《选举法》曾规定，可以搞预选。这就是因为过去我们确定正式候选人是靠协商。很多地方就搞“猫腻”，暗箱操作，没有民主程序。《选举法》就规定要搞预选，预选得票多的人进入正式选举。结果有的地方就将预选搞成等额，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后来法律上就干脆取消预选。

法律规定，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副职一律都要搞差额，正职是可以搞差额，也可以搞等额。其实等额选举类似于政治闹剧，等额选举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伪选举。1979年前，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全部采用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实际上在候选人名单确定过程中已经完成。随后的选举，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罢了。人民的选举权形同虚设。《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一般应多于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第二十五条还规定，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上述职务及其副职人员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而这样一规定，各地提名的正职基本上都是等额的，很少出现差额的情况。等额选举容易使选民产生误解，误认为选举过程是走过场，不利于选民积极行使权利。同时，没有给选民提供选择的余地，无法实现选举制度的“择优”功能。等额选举还不利于增强候选人的竞争意识和政府官员的公仆意识，不能使候选人意识到自己是选民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权力源于选民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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