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1.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計劃與開發西北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分析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

　　　　道之載運也。……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1]

根據此段文字，可確實知道孫氏在此時已高度重視鐵路的功能與優點，並將它視為經濟發展的利器。此外，他亦批評清政府修築鐵道“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的錯誤。他主張先在“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築路，“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利富戶，”便能力謀推廣，“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2]此種招商興路的構想，在當時或較為實用。數年後，他在〈支那現勢地圖跋〉中，　亦在地圖中亦將鐵路資料收入。[3]孫氏在民元憶述此事，提及“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精神所注視者，為內部之幹路，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之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矣。”[4]由此可知，孫氏在鐵路建設問題上，極為留心。他日後提出龐大的鐵路計劃，實在是多年研究之成果，故其內容規模宏大，超脫群倫，足為路界之先導。

　　其後，孫中山先生忙於革命活動，對鐵路建設缺乏專論。但是，他每到各處，均廣收圖籍，以為日後之用，並且自言“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實偏有所嗜。”[5]所以，在１９１１年底回到香港後，他便立即提出“必須各省府州縣，皆築有鐵路，以便利交通，使土地出產可以輸出，”[6]並強調中國缺乏資金，必須借外債。他認為：

　　　“滿清借貸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之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權之實行），民必不以為病，而債可立還矣。”[7]

簡單對比一下孫氏上述談話與甲午前後的主張，已經有所變化，特別是由“招商築路”變為“借債築路”的資金籌措方式。這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即將成立，孫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場上，提出與在清政權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時，孫氏當時常常提及中國是個窮國，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時間，當較借債為差。此外，在償付築路費用方面，孫氏希望利用“核定地價、漲價歸公”的方法來處理。要實行這個方法，條件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國家”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即將實現的。總之，在不同的條件下，孫氏往往根據實際環境修訂他的意見。因此，我們雖然發現孫氏的構想時常改變，但此絕不足以詬病孫氏，因為客觀條件若已改變，便必須針對此新條件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絕不能刻舟求劍，延誤大局。沈渭濱指出孫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時，已醞釀發展交通、改造中國之計劃。……尤其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在中國紛起奪取路權，國人誓死抗爭，路權與國運之關係日趨明顯，故孫氏視鐵路為一國命脈之所在，……為促進國家富強、民生發達之首著。”[8]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9]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表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10]

在民族及領土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免受列強之蠶食。對外方面，孫氏力主開放政策，認為必須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11]，並堅持平和主義，以求令“中國重見於國際社會”。一般言論對孫中山的鐵路借債政策，常常提出批評，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孫氏“開放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從晚清一段喪權辱國的外交史來觀察，中國革命似乎必然會召致列強瓜分。在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孫氏力倡門戶開放，主張大規模利用外資以修築鐵路，引致國人的疑惑，是不難理解的。可是，孫氏認為要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往清廷所採取的閉關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特別是清末民初邊疆極為不穩，蒙古、西藏、滿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嚴重威脅下，隨時成為列強附庸的可能。所以，孫氏分析列強的對華政策：

　　　“各國現在對我（國）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

　　　　眾怒。……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利權關係之故，如一國

　　　　有單獨之行動，即啟別國之驚疑。……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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