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课题。本文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型入手，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个案解剖，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潜流，作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真理观的转型
　　在西方形成知识领域权力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着的（1）。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特别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那里仍然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注意理论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这才是真理性之所在（2）。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流派，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是寻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探求知识的最高境界。
　　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以俄罗斯思想领域为个案研究，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学说"，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而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肯定了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均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意义，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即单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他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并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因此他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3）。以"文化霸权"概念为切入点，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手里，权力概念成为知识领域的一根魔杖，福柯宣称：
　　我所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总之，谎言的运作机制。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4）
　　福柯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而是有关"真理"的产生的政治历史（5），在福柯看来，"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的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明显影响。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绪论"中，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葛兰西和福柯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有意识地具体运用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旨在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7），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而在西方人来表述东方的这样一个学术领域，萨义德认为，"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9），"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0），东方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优越性的陈词滥调，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将东方视为某种理想的、不变的抽象存在的教条观念"，因而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11），所以在萨义德看来，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在二十世纪当然更是如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
　　这些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获得强有力的回响，涉及许多重要学术领域和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西方人在国际汉学研究以及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作为鲁迅文学创作自觉理性基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否充满谬误的问题，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究竟是"窃火者"还是"文学殖民"的问题，这不仅有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问题，也有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问题，既令人深思，也有不少理论逻辑的混乱扭结。是否果真存在着"妖魔化中国"呢？由于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文学理论领域的后殖民研究已经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胶着状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中国形象入手，对照中国的自我表述，进而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这是一个极富学术意义与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希望能引发更具学术深度的思考。
　　美好的中国形象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仔细地加以区分。
　　简要地讲，西方人并非一概贬斥中国，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曾经有过充满美好礼赞的时期。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十三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根据该书记载，元代中西交通频繁，各种人士往来很多，世界各国皆希望通与高贵的元帝国的贵族联姻来修好政治关系，那时候亚洲北极地区的商品和贸易主要都是运往中国的。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雄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的记载。书中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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