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

　　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与资源问题进一步凸现了。

　　首先是大范围生态退化。从总体上看，中国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1）沙化土地与沙漠面积仍在扩大：70年代扩展速度每年1,560平方公里，80年代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前五年每年达2,460平方公里，后五年则每年达到3,436平方公里。（2）河流断流：不仅出现在降雨量少的北部、西部，而且出现在雨量充沛的南方；不仅是小河小溪断流，就连大江大河也出现断流问题。（3）湖泊湿地退化：由于经济发展，近年来许多天然湿地被人工湿地所替代，天然湿地正在大面积消亡。（4）地下水位持续下降：70年代，全国地下水每年开采572亿立方米，1999年达到1,116亿立方米。目前许多地区已经陷入地下水下降──农业抗旱──增加农业成本──土壤干旱化──地下水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5）海洋生态问题严重：60年代以前赤潮还是罕见，平均五六年发生一次；70年代两年一次；80年代增至每年四次；1989年共监测到十二次；1990年三十四次；1991年三十八次；1992年五十余次，近年仍在上升。（6）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目前每年流失土壤达五十多亿吨1。

　　再就是复合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二十多年来，中国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范围十分有限，即主要针对常规污染物如SO2、烟尘、COD、BOD等，而且主要只是对重点城市和大江大河的监测。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有所减少，然而水环境N、P面源污染和大气NOX污染已呈现明显恶化。此外，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的污染物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问题日趋严重2。

　　其次，资源全面紧张。近几年来，中国对原油、粮食、矿产品、木材的大量进口令举世瞩目。中国2003年GDP增长9.1%，而消费的钢材、原煤、原油、水泥、氧化铝分别增长28.6%、13.6%、12%、15.3%、15.7%。中国目前（2003）GDP占世界4%，但物耗高出好几倍，如钢铁、原煤、水泥、氧化铝即高出五至九倍3。

　　一些学者指出，为减缓资源紧张与生态破坏，唯一出路是摆脱原来的发展方式。他们的计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维持现在的生态环境水平，至少须提高资源生产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刚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而且在这个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们认为从情理上说，中国人均资源消费量还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客观形势说，无论从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成本等），还是从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需要看，我们都要抓住历史机遇。只要咬住牙将中国经济规模推上一个台阶，许多问题都会像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4的转折点达到以后那样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种对立见解很少在重要场合正面交锋，两者似乎同时被尊重和承认：在舆论上，在上层，强调「可持续性」的声势更大一些；实际生活则基本上是强调发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快于估计，而资源和环境形势的严峻总是超过预计。当今天中国已经真的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狭窄环境通道」5，而且今后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态加速恶化之际，现实已不能容许含糊与暧昧的态度了！但是我们应怎样选择呢？

　　首先，脱离经济的环境主义是不足为靠的。无论从甚么原则出发，占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发达国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资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从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总量影响，而是美国从超高人均消耗量减少若干对地球压力的缓解。不幸国家间的博弈，实际正继续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这种像「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单方面能改变的。中国的发展本身不仅是世界公正的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她不可能放弃发展权利。

　　然而，比诸批评他国与历史的不公，认识自身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这特别容易被各种借口干扰，以及被民族感情冲淡。所以说环境决策必须纳入经济思维，决不等于说只要将环境、资源、社会问题通通托付给经济发展就行了，或者「让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因为严峻的态势既不会被我们的意愿感动，也不会自动依着发展阶段放缓。自然条件不一定能击垮我们，但前提是我们具备改换发展方式的理念。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理念。那么是甚么在阻碍这个觉悟过程呢？

二　「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的确，有不少「发展中的问题」能够「在发展中解决」，然而如果发展本身出问题了呢？爱因斯坦说：「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2003年的SARS危机成为中国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长式发展观的契机，结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要用绿色GDP取代原有GDP为主的考核体系的同时，能源短缺的考验来了。令人担忧的是：（1）解决能源短缺在许多地区变成了一场攀比上马和抢占资源的运动，而不是综合、统筹与协调的发展。盲目布点、无序开发、寡头竞争和省级壁垒，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电力结构。（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声压倒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理性。以当前西南地区的水电建设为例，这种以发电公司为主导，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资源为目标的开发模式，成为「跑马圈水」运动。地质与生态学家担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看不到它同时也是中国地质环境风险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么高速度开发上百个大坝水库带来的长期影响，将是很难估量和挽回的。至于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地区制造百万左右水库移民，彻底改变其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所会引发的深远不安定就更严重了。而几乎所有正在大力开发水电的市、州、县都在发展高耗能产业，这就可能导致东部高耗能企业到西南「圈水」建自备水电站然后西迁6。

　　70年代，日本在应对能源危机的同时大力改革，形成了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能源系统，现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将挑战变成机遇，将机遇变成进步」的案例。以此标准来看，这次考试我们能打几分呢？

　　应对能源问题的真正选择是：究竟是「只要发展就能可持续？」还是「只有是可持续的才能发展？」然而，我们的问题是：

　　（1）以节约为粗放扩张的补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矿供需」……，而不能强调「量入为出」、「以水定需」等原则，结果资源浪费与短缺之不相称大大超出一般国家水平；（2）缺乏改变奢侈与过份消费方式的决心，任凭奢华和排场俘获消费者；（3）生态环境与「三农」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会的补偿，包括生态补偿抵不上对它们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为前提，以GDP等经济数量增加为硬核；赶超的愿望在攀比气氛中逐级地确定为指标，然后反过来变为发展目的，进而牵动整个社会安排，由是「赶超成为目的，指标成为命令」。

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