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文明”以政治活动从人类生活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所以可能，是由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决定的。它既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那种“作为非政治”的政治文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空限度内考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既有文明的二分法，也有文明的三分法和四分法。我国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分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何以可能、其限度何在，这些问题如果不先行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研究就会陷入误区。因此，必须一方面根据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另一方面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体问题、以及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借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清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一、“文明”的划分与“政治文明”的历史定位

　　众所周知，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切成果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尚未实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文明并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所有文明成果都带有浑沌未分的性质。但是，个人需要有“肉体”和“精神”之分，因而在原始公社中，在所有人都参与体力劳动的前提下，逐渐出现了一些在工作之余偶尔从事祭司、军事训练等工作的人员。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需要的多样化和满足需要的活动的多样化，必然会出现分工。“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P83）由此形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之别。从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划分就出现了。

　　由于人类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并未从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所以政治文明的出现要晚得多。在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路，说明“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政治活动并未被当作与“修身、齐家”之类的家庭活动、乃至个人道德修养本质上不同的活动。在西方，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实际上是说“人是城邦的动物”，而“城邦”并不单纯是一个政治实体，它还是一个伦理实体、精神实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学与伦理学不分。在西方，从古典古代（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理想政治与“美德政治”一直都是同义词。西方政治活动独立的萌芽是随着古希腊城邦的瓦解出现的。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所指出的那样，城邦的瓦解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是一个精神事件。古希腊人失去了家园，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罗马人为世界提供了一套调整人与人之间人身和财产关系的私法体系，规范了人们的物质关系。中世纪则把基督教信仰推广到整个欧洲，为失去城邦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家园。到资本主义兴起，当经济活动越来越显出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的时候，政治活动就从对精神生产的依附转向对物质生产的依附，从而为它的完全独立打下了基础。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既是政治学从伦理学独立的标志，也是政治活动从其他人类活动独立出来的标志。从此，人类活动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二分变成了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三分。独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文明体系开始出现。这一体系一方面以资产阶级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核心，另一方面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界于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领域开始出现，并逐渐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领域在西方被称为“公共领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则被称为“社会生活”领域。与此相应，“社会文明”的萌芽开始出现。由此，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文明四分体系终于浮出了水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文明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为可能。在此之前的社会实际上只是“市民社会”，而不是“人类社会”。由于市民社会建立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它与经济活动不仅不可能分开，反而把经济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众所周知，同政治契约一样，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也是以经济契约作为自己的范本的。因而，资本主义不可能建立完全独立的社会文明体系，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化”为“社会化”所代替，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为人的完全独立和自由发展、自由联合所代替，完整的社会文明体系才能最终形成。

　　同以前的私有制社会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市民社会构成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变革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PP32～33）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市民社会”，到“真正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生活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将发生根本的变革。那时候，个人将既摆脱人的依赖，又摆脱物的依赖，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应地，政治生活将失去其政治性质，真正实现“作为非政治”的政治文明。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何以可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说来，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的文明状况正处在由文明的二分向三分过渡的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温饱问题，这在当时表现为“物质文明”建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上了日程。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实际上在用几十年时间走西方用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提“政治文明”建设是完全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建设的政治文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明”，而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何以可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境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政治”的政治已经消失，作为其社会成员的个人之间是一种“自由联合”的关系。原来意义上的主体分工已经消灭，存在的只是各种对象物的客体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的管理必将为对物的管理所代替。既然连“政治”都没有了，何来“政治文明”？

　　因此，首先必须判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是在经典作家的意义上使用的。不能根据加在“政治文明”前的“社会主义”这一修饰词，就断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定比“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高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不是在消灭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产生的。恰恰相反，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它不仅不排除分工，反而以政治领域刚刚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分离出来作为前提。

　　政治生活的分化，是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党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和文化职能并未分化，人民群众的全部生活处于泛政治化状态。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必然会产生分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党政分开”，是这种分化趋势的客观要求。“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则表明传统的文明二分法（即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变为文明三分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社会进步的确凿表现。

　　衡量社会进化或退化的标准，是看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复杂，还是越来越简单。一个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进化的社会。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分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分法，表明中国社会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变得日益复杂了。从结构看，社会结构被分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次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被分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的社会形态相比，少了“政治生活”这一层次。这当然不是说二层次结构的社会形态没有政治生活，而是它的政治生活尚未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独立出来，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层次。从功能看，在二层次结构的社会形态中，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是混在一起、不能分离的；三层次结构的社会形态中，政治功能则已经从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中分化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断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从其他领域分化出来的结果。这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四分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更不用说“作为非政治”的共产主义政治文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是前共产主义文明的表现，它并不处于比“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更高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阶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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