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消极影响，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这种影响可以从个人和体制两个方面来分析。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从民主和法制两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并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关 键 词】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法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是新时期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20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比还严重滞后。邓小平曾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现在，党和人民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奋斗，就是要将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需要解决一系列极其困难的历史课题，其中的课题之一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

　　　　　　一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为什么在中国却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历史课题呢？这要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找原因。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制度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曾起到过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长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制度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当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时，中国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和农业文明中徘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这种入侵客观上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起到了一定的解体作用，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抗击外来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这种入侵在主观上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这种状况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极其弱小，很不成熟，虽然中国具有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某些形式，但统治者都借民主之名行封建专制主义之实；中国社会既不完全相同于传统的封建社会，又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区别，中国社会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反对侵略中国的外来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势力。这样的革命进行了109年，最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彻底胜利。那么，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历史任务是不是就此完成了呢？事情没有这样简单。虽然这个任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太长，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得极其完备；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除了反对封建主义以外还不能不面对反对资本主义入侵势力的历史任务，而后者往往同前者交织在一起，在某些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还压过前者。由于这一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不意味着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曾设想经过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等经济和文化充分发展了再来搞社会主义改造，但实践的发展并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很快展开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不是将反对封建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这就使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这一历史任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顺便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实践证明，这种说法有其片面性。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3]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上又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以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政治灾难，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严重地泛滥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这仅有26年的时间，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相比，同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相比，都还是非常短暂的。现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而长期的历史任务。

　　　　　　二

　　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影响，可以从个人和体制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个人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掌握一定实际权力的人，在思想上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在行动上凭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操纵一切；而另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没有掌握实际权力的人，在思想上没有权利和独立观念，奴化意识严重，在行动上唯命是从，没有创造。这两种人的表现是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对个人的影响的两个极端，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思想上没有民主意识，在行动上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这两种人中，前者有许多人是领导干部。作为领导干部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理应执政为民。但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不正常的表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列举了如下表现：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4]邓小平列举的这些现象，基本包括了领导干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正常表现的主要方面。这些现象不能都归结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但或多或少地都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有关。20多年后的今天，邓小平当年指出的这些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着，在某些领域和地方甚至还极其严重，因而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以消除。

　　其次，从体制这个角度来分析。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指出：“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和锻炼。”我们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5]“‘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6]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离开民主讲集中，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政治权力又集中于主要领导甚至最高领导一人手中。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7]时至今日，仍然有的同志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公检法、人民团体的工作，认为党的优势就是党什么都管、包办代替、绝对权力，不知真正的优势在于群众的拥护。同这些现象相联系，在许多领域和方面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或者有了法律法规也没有应有的权威，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在一些部门和单位，机构臃肿，干部和工作人员没有严格的录用、考察、奖惩机制，事实上存在着职务终身制的现象，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犯了错误也不能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和惩罚，甚至还继续从事领导工作，给党和人民造成新的损失。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也都或多或少地同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有关。

　　我们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一些具体制度和体制上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对于个人和体制两方面的影响，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并且是相互作用的。一些人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民主观念淡化，滥用政治权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他们个人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些现象的发生同我们的体制不健全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政治制度完善和法律法规健全的社会，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现象不可能出现。在我国，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固然同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有关，但同我国具体制度和体制的种种缺陷也密不可分。反过来，个人的状况如何对体制也有明显的作用。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头脑中较少或者没有封建专制主义残余，那么他就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就能够遵循宪法和法律而不是去破坏宪法和法律，即使制度和体制还有许多缺陷，他也能够少犯一些错误或不犯错误。当然，如果一个人头脑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较多，那么在体制不健全时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在体制健全时也可能犯错误。这就是说，虽然个人的因素很重要，但制度和体制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现在，无论从个人角度看，还是从体制角度看，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三

　　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怎样才能有效地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呢？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为消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8]我们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与民主是根本对立的。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发扬民主。这可以从三个问题着手。

　　首先，要在中国共产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首先要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使广大党员能够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切实行使权利。依照党章的规定和要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地方党委的全体会议都要按时召开，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都得到经常的和有效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都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绝对避免个人说了算，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严格禁止对这些同志的打击报复。确保在党章面前党员一律平等，严格禁止特殊党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