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设计的社会工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信奉现代化的世界取向的知识分子，还
是强调本土化的民族取向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然而，在这种设
计过程中，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40，理性化的移植都变成了单纯移植程序技术。在
世界系统中的“经济话语”（Block 1990）的背景下，这些程序技术被认为是提高国家
或民族竞争力的唯一手段。文明的发展被化减为一种技术的发育，无论是国家的社会动
员能力，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完全从这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传统视为
抽象价值领域的大学、科学研究甚至文化艺术，也往往被“工具化”为科技力量或“综
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国家垄断了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而知识分子则扮演了一个心态
矛盾的同盟者的角色。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制度建设过程（其核心是所谓的“国家政权建设”41）实
际上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谬境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在
运作时恰恰是借助彼此之间在分化条件下形成的制约，借助来自抽象价值方面的多元化
张力，借助伦理实践形塑的现代主体，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因为对程序技术的片面强调
，使这些程序技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程序技术”。由于缺乏分化带来的制衡，特
别是在行政、法律与经济领域之间缺乏制约，使这些领域中似是而非的程序技术建设，
最终却导致了“寻租－腐败”的恶性循环；由于缺乏来自抽象价值方面的多元化张力，
这些国家在围绕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公共话语空间，从未真正发育成熟，而且往往为“
西化”与“原教旨主义”之间无益的两极化争辩所控制，更为关键的是，多元抽象价值
的缺乏，使这些国家从未真正建立制约政治科层制与经济市场的极端发展与恶性结合的
文明/市民/公民社会；最后，正是由于伦理实践方面的薄弱，这些国家才真正体现了贝
尔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89），在某些表面性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欠缺价
值的支撑和制约，真正贫乏的时间，成为一种空壳式的现代社会。而且这种“伦理实践
的真空”，还直接导致了市场、国家、社会中各种程序技术难以真正按照程序来运作，
各种结合传统做法的“变通”策略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
当然，发展中国家这种缺乏自发能动性的理性化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程序技术的制度渗透（特别在经济方面，如跨国公司，全球的市场
等）远比伦理实践和抽象价值的“渗透”要更广泛和更容易，也更有“成效”。表面上
，后者借助日益全球化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发展，通过电影、电视、新闻等手段能够在全
世界更迅速地传播，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价值”和伦理实践，需要远为复杂
的本土参与的文化建构和社会组织，但这些往往受到认同政治（或所谓“承认的文化”
）和经济的双重挤压，遭受唯制度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共
同排斥，难以在“被系统扭曲的”程序技术和盲目追赶的“观念时尚”之间找到一席之
地。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在这里，面临最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