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名家在名实关系上取儒家之名，墨家之实，专决于名，并在此基础上正名实而化天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法律伦理思想。本文特别是第三部分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名家与同期及近代部分平等思想的异同从而得出名家的平等是一种类平等思想的结论。
　　关 键 词：名家、平等
　　先秦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思维方式以及民族性格都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并左右了日后的发展。这是一个哲学突破的伟大时期，华夏文明的各种思想源流在此汇集、碰撞、发展，形成一股以宗法文化为标志特色的洪流，名家及其名学——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支。
　　一、名家平等伦理探源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那个年代礼崩乐坏，有识之士纷纷起而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一时百家争鸣，诚如庄子所言“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1 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是社会构成对比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各诸侯、新兴势力崛起，其内外矛盾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传统士大夫阶层利益受到威胁。社会动荡使得礼治、德治、法治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名家思想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名家思想渊源主要有二，一为儒家，一为墨家。
　　儒家学说中，对名学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和荀子的“正名”理论。
　　孔子所处时代，阶级分化始现，社会矛盾激化，已经“礼崩乐坏”。具体如：士大夫当权，“八佾舞于庭”2 ；成文法公开，出现刑鼎、刑书；礼器的名实关系出现混乱，孔子感慨：“觚不觚，觚哉！觚哉！”3 。孔子本着“克己复礼”的宗旨，提出了“正名”主张，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 。孔子论“正名”，就是要摆正名和名所指的实的关系，“正名”以“正政”，从而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 。“正名”的标准，就是礼，是吸收了夏礼、殷礼精华的周礼。
　　荀子处于战国末期，是奴隶社会彻底崩溃的时代，社会矛盾和学说思想对立空前尖锐。荀子在孔子以名分亲疏、别等级、明贵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6 ，并详细论证了“制名”的原则。7 由此可见，关于名实的论述并非名家首创，名家只是将对名实的讨论反其道行之，借儒家的名反向发挥提出自己的名实观。
　　墨家对名家的启发主要在于名实并举。早期墨家以墨子为代表，墨子“政治上‘背周道’，思想上‘非儒’，改变了孔子以名为根本的态度，而转向以实为根本，并首次在先秦名学史上将名与实对举，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一般意义分析，形成了与孔子‘正名’以‘正政’的‘以名正实’完全相反和对立的‘取实予名’——‘察实’、‘分物’而后‘有名’的名实关系主张。”8 政治伦理方面，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从一个手工业者的角度出发，指出若天下人人相爱，才能实现“圣王之道”、“万民之大利”9 后期墨家和名家处于同一时代，其主张主要见于《墨经》（又称《墨辩》），他们与名家主要是互相批评与借鉴的关系，都比较注重谈辩和察名实之理。墨家的“兼爱”到了《邓析子》那里成了“无厚”，到了惠施那里则演变成了“泛爱”。
　　此外，先秦时期的法家和道家也对名学的产生有所影响。早期法家如子产等人的实践是名家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在各国制定并公布新的成文法，从实践上影响了名家的学术思想。而道家特别是庄子主张的“无名”、“非辩”，也从反面为名家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材料。
　　名家则将对名的探讨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来，站在更高角度继续阐发其中的政治伦理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流派。他们强调端正名实关系，实际上也是希望天下得治。他们产生的时期大都在战国中前期，从时间上看略早于法家，和法家一样，他们的主张反映了人们变革的呼声，但拘于保守思想的强势地位，名家采用了“专决于名”10 的方式委婉表达了自己主张，一反诸子微言大义，讲究通过简练的话语直观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或政治主张却又不失意蕴深远的风格，独树一帜的抛开政治伦理问题转而专谈名实关系，再运用得出的结论解决具体问题，“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11 这一情形与18、19世纪之交德意志学者论述自由时所采策略不无相似。当然，名家的称谓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列出了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诸子十家”，又补充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从此，名家作为一个流派逐渐成为研究考证的对象。 　　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孔子和荀子的正名强调定名分，名是作为礼的指导思想亦或是原则存在的，在他们那里，正名的最终目的是“克己复礼”、“明贵贱、别同异”。自始至终都贯彻了儒家强调身份、差序的思想。而名家通过正名得出相反结论，强调泛爱、去尊和偃兵。
　　首先是《邓析子》12 ，其《无厚》开篇即指出：“天与人，无厚也。君与民，无厚也。父与子，无厚也。兄与弟，无厚也。”由此观之，作者即便不是名家，至少也赞同名家。至于“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这也不能构成赞同不平等的理由，因为这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分工、各司其职。还有“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为国失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战之患。安得不危！”鉴于车马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推见，《无厚》在这里强调的其实是君臣民的共生关系，而非君对臣、对民的驱策和使唤；是在劝勉君王治国时要以平等、仁爱之心对待臣民，归结到一点就是“无厚”，是民本的反映。
去尊的思想在理论上来自于名实之辨，惠施的“历物十事”13 在这方面颇有影响。
　　第一事是说无限大与无限小，它们在数量上不可测量因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第二事应倒装为“其大千里，无厚不可积也”，意即之所以大千里，是厚积才形成的。第三事指天与地、山与泽在本质上相同，对此，清代学者郭象注疏曰：“夫物情见者，则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泽下，今以道观之，则山泽均平，天地一致矣。”14 所以将这句话理解为平等再合适不过了。第四事指出了时间的相对性，也是在论证本质的无差异。第五事中的“小同异”、“大同异”可以理解为偏义词，前者偏向“异”，后者偏向“同”——大同与小同的差异，其实是小差异；天地万物的大相同和大差异，才是大的共同之处。第六事指出无穷就是有穷，第七事今日到越地同时也是昨天刚来。第八事指出连环中的各部分如果被视为一个个的个体，实际上是分开的，这样的连环实际上也就是解开的。第九事说天下的中心，实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天地的中心。以上九事都是为第十事“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作铺垫，它们互相印证，层层推进，指明万物都是一样的尊卑，因此要以一样的态度对待之。这就包含了平等思想的基本理念，具备了平等关怀的政治人道主义影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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